1868年，徐继畲得到了一生最好的机会，他开始负责管理同文馆，他的《瀛寰志略》在迟到20年后终于成为了教科书。但20年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
这一年，福泽谕吉终于选定自己人生的方向，他在这一年将自己的家塾迁往芝新钱座，定名为庆应义塾。决心投身教育事业，做一个启蒙者。他仿效欧西私立学校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塾里所用的教本，多数是谕吉从美国买回来的西书。除各种词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这些书，相信在同文馆里也会有类似的版本。徐继畲兼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即学校校长期间，亦提倡“兼容并包，智周无外”的办学方针，设立了英、法、德、俄等各国语言和化学、算学、格物、万国公法、地理、历史、医学生理、天文学等课目，聘请美籍教师丁韪良等为教习，使同文馆成为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
似乎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徐继畲推崇的是华盛顿，福泽谕吉则呼唤着拿破仑。
徐继畲说：“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哉！”
徐继畲将华盛顿推为古今第一伟人，他渴慕出现这样的人，但要培养这样的人物却非他所能想象。徐继畲在初稿中亦曾把“几于天下为公”一句删去，这样推选夷人为“圣”的做法自然离经叛道，现在留下的改稿可以看出他在痛苦中的两难抉择，最后他在删稿旁边又将这六字重写一遍，并且重重地加上圈点。
福泽谕吉似乎没有这样的痛苦，他有的是更深切的担忧：“从前拿破仑称霸于欧陆时，荷兰国的命运，有如风前的残烛，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国，连印度地方的属地都被占据，没有一个地方可容它升扬国旗。但在世界上，还留着仅有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日本长崎的出岛。出岛是多年来荷兰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欧洲的兵乱影响不到日本。悬挂在出岛的荷兰国旗，常在百尺竿头迎风飘扬，象征着荷兰王国从没有沦亡过，这是荷兰人一向引以自豪的。”
福泽由此相当自负地说：“以此比喻庆应义塾提倡日本的西学，正如荷兰的出岛一样，从没有因为世间的任何骚动或变乱，而断绝过西学的命脉！我们的庆应义塾没有停歇过一天。只要这所学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国家！……”
73岁的徐继畲时间不多了，1869年他告老辞官，4年后在家中去世。福泽谕吉则正当壮年，他在惨淡经营中于1871将义塾扩充到30倍之多；学校的诸般事业也一日千里，欣欣向荣。绵延至今的庆应义塾大学仍然有着福泽谕吉的身影。
一本书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吗，两本呢？三本呢？
现在来看看这些有资格被称为“国家之书”各自的命运，在徐继畲开始编著《瀛寰志略》的时候，另一本时代巨著《海国图志》已经完成，初版50卷于1843年1月刻印于扬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