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大书，但显然只限于在上层精英社会中流通。即便如此，已经不习惯读禁书的守旧派们仍然对此横加指责，结果此书只印刷了1000册左右。
8年后，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日本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三部《海国图志》。此书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奇货可居的紧俏图书。于是,日本不断从中国“走私”和自己翻印,以至于《海国图志》最后在日本出现了15个不同的版本,有的则“被官方征用”。到1859年,同样一部书价格涨了3倍。
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的老师，在读到此书后拍案叫绝：“呜呼!予与魏,各生异域,不相识姓名,感时著言,同在是岁,而其所见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谓海外同志矣!”《海国图志》由是成为日本官员和学者共同研读的一部“有用之书”。
半个多世纪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这本书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开眼看世界的一架望远镜，可日本人如获至宝，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清朝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少有人愿意翻一翻该书。
从1840年到1861年，中国的文人学者写出了至少22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但吊诡的是，这些对西欧国家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都有所涉及的书没有一本销量超过1000册。当时最流行的书是情色小说，传奇演义。再看一本书，《几何原本》，这是由官方刻定的科学书籍，只有100本。
后来，《海国图志》竟然在中国绝版了，这令日本人盐谷世弘也为之义愤：“……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其君不用，反而资之他邦。吾固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去！”
此时的日本，福泽继续写着畅销书，《劝学论》开宗明义宣称：“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这句话好比神的启示一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很多人因受这部书的启蒙，恍然大悟到个人的尊严，能在独立自由的新天地间，获得精神的解放。
这部书，如以每篇销行量20万册计算，大约有340万册传布于日本民间。如此盛况，诚可用“洛阳纸贵”一词来形容。
“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福泽谕吉说，在不到3000字的文章中，他宣布日本要与韩国和中国两个相邻千年的朋友绝交，因为日本要跨入文明世界之行列。谕吉兴办了一种不偏不党的日刊报纸，称为《时事新报》。他亲自撰写社论，“控制朝鲜论”、“瓜分中国论”、“日本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必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向东亚扩张。后来者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三杰”）继承了福泽谕吉的衣钵，并把它操作起来。
他译著的书不胜枚举，前后共有60余部，论册数，计达一百数十册。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这些绝不可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的。福泽谕吉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近代日本的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但他却被称为“明治维新之父”。日本人在一万日元大钞正面，印上了福泽谕吉的头像，强盛的日本正来自于这个平民，而不是天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