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衙门因外国人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即会裁撤，甚至认为“一日衙门尚存，即一日国光不复”，显然当时的国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外交。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唯一的对外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各项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名列中央六部之首，管理大臣皆享有丰厚的俸禄。作为清末政治变革的重要标志，外务部的地位比起当年的总理衙门更加显赫一时，大量的洋务实业活动继续从这里发起。
此后20年间，奕任领班军机大臣与领班总理衙门大臣，大力促进洋务运动。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镇压太平天国，人称贤王。清流派呼为“鬼子六”。其人主张学习外国科技以加强中国军事实力，于外交上主张保持与欧美列强的和平，支持并开办了中国早期的近代新式工商业以及政府机关，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中枢首脑。在其担任政府首脑期间，清朝先后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以及西部各省的回民起事。
但是到1884年，光绪十年的时候。中法战争爆发，奕
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和战不定，最后军队败退，慈禧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罢去一切职务，令居家养疾。武英殿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同时被贬。之后奕
常在西郊戒台寺静修，一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败战以后才再度被起用，在宫廷权力斗争中受尽折磨的奕
不复当年，在收拾残局中他所能做的就是理解和支持李鸿章。
江河日下之际，1898年，再度出山不到4年的奕病逝。宣布了“同治中兴”一代的末落。
芮玛丽不无同情地写下最后的结语：“同治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