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日本人开始追寻民族的来源，追寻国家的身世。
在全球化时代开始的刹那，一个国家的精英们开始追问“日本人是谁”或者“谁是日本人的问题”，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极为罕见。处于东方，面向西方，日本人对自己处境的追问极其鲜明地展现了一个民族的个性，除却国家利益、民族感情之外，文化和心理上的这种变迁更耐人寻味。
日本的自我发现其实也经历了不同的过程，日本学者南博在其著作中细致入微地探讨了这一时期日本先行者们的思路历程，其时有“日本人不变说”、“日本人变化说”、“日本人劣等说”，最后演变到“日本人论”、“日本人优秀说”，一个民族从不自信到自信过渡的轨迹清晰可见。
志贺重昂和三宅雪岭于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发行杂志《日本人》，一批最早的“日本人论”著作问世，代表性的作品有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内村鉴三的《代表的日本人》以及冈仓天心的《说茶》等。
日本人优秀论应运而生。鼓吹日本人优秀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贺矢一。他著述颇丰，1907年发表了《国民性十论》，引起很大轰动，后来经缩编写入小学课本，广为流传。其他还有《国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东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教授的远藤隆吉等。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苍具视、西乡隆盛则是这些理论的执行者，“明治精英”们出仕时均在少壮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岩仓具视只有43岁，西乡隆盛 41岁，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则在35至41岁之间，伊藤博文甚至只有27岁。
吉田茂后来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评价明治诸人时称：“他们具有双重能力，一点是在打倒幕府运动过程中所展现的敏锐的政治机智，另一点是在攘夷失败后到外国的学习观察中，亲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确定引进外国先进文化的必要。”
吉田茂举了大久保利通的例子，位列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明治初年出访欧洲，看到了欧洲的工厂、道路、铁路，赞叹不已。回国的大久保利通作出了引退的决定。他说：“像我这样年近半百的人，今后已经无能为力了，也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便唯有引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