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自恒当然也已经满意了。早在《北方时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就已经公开宣称，在本报的持续“攻势”之下，《都市早报》开始呈现出颓势。根据周自恒公布的数字，那个时候，《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已经从原有的35万份迅速减少到了22万份。一年之后，周自恒又告诉我们，《都市早报》的发行量再次萎缩到了14万份。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又变成了9万份。
在《北方时报》创刊四周年庆祝大会上，周自恒用一种成功者的矜持语态对我们说：“它（《都市早报》）已经一败涂地，再无翻身之日。”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北方时报》发生了一些我始料未及的变化。
首先是报社人口的变化。在创刊后的前三年里，报社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是缓慢的。但是，从第四年开始，它突然进入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时期，各种“裙带关系”蜂拥而来。仅仅用了半年时间，采编人员就从160人发展到230人。
有一次，我因为生病休息了三天，再回到报社时，我突然发现记者办公席里多了七八张新面孔。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新来者大都待人谦恭，但这几个新人神态骄横，仿佛有些“来头”。后来我才知道，这几个人果然大有“来头”，他们都是“条子记者”——这是报社里的一种特别称谓，专指那种凭着某个报社高层签下的字条到人力资源部报到而当上记者的人。
在报社人口疯长的同时，人际关系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新的秩序开始建立起来。
起初，部门主任们承担的角色是“业务带头人”，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们同在一个大的办公区域里办公，使用同样的办公桌和电脑。后来，一张老板桌把他们与普通编辑记者区分开来，再后来，经过一次内部装修，他们又有了单独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角色转换——他们渐渐变成了“发号施令的人”。
这样的等级形成之后，编辑记者们也逐渐分化成了若干个界限模糊的阶层，不同的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机会。当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从最初的“合作伙伴”转变成了“竞争对象”，看上去每个人都越来越客气，内心里却越来越计较。渐渐的，创刊初始时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的氛围已经不复存在，信任和宽容越来越少，猜疑和抱怨开始在不同的场合里散播。
在这样的气氛中，几乎所有人都显露出了“电力”不足的状态。评报会上再也听不到争执的声音，所有人都摆出了一副“沉默是金”的样子，如果被周自恒点名而必须发言，发出的也大都是赞美之声，仿佛新闻业务已经精进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当我再上厕所的时候，再也听不到有人哼唱“冲！冲！冲！”了。
此外，我能感觉到的另一种变化是：来报社打“招呼”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我经常看见在社长办公室门前等待周自恒接见的人们排起了长队。
我说过，此时的《北方时报》己经如周自恒所愿，占据了本市都市报“老大”的位置。在“揭丑攻势”之后，它结交了许多“不打不相识”的朋友。那些曾经被视作批评对象的不良企业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本报的广告客户。当朋友和广告客户越来越多的时候，“招呼”声也开始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与“招呼”相对应的一个词叫“毙稿”。这个词很形象地表明了一种权力和这种权力之下的牺牲品之间的关系。“毙稿”的事情在报社里经常发生。当“招呼”声响起的时候，那些管理者就会这样干一次。有时候他们会说明为什么，有时候不会。我记得有个记者追问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自己的稿子为什么被毙掉时，他的回答是：“哪里那么多为什么？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你就问，不能问的时候别打听。”
在“招呼”和“毙稿”的密切配合之下，一个记者几天甚至更久的努力付之东流，一些事情被掩盖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犯下的过错也被掩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