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崔哲搭电梯到了楼下。他对正在现场拉警戒线的警察说，这件事太偶然了，或者说太巧了。
听起来事情确实很巧。我后来听说，那扇窗户几天前就已经坏了。清洁工在前一天下午擦窗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隐患，并且及时地向大楼物业报告了。物业严格按程序填写了维修单，并且安排维修工第二天上午把它修好。但维修工那天早晨迟到了。据说那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工人，几乎从来没有迟到过。但那一天他确实迟到了。也许他前一天晚上因为熬夜看球赛睡得太晚了，也许那天早晨半路堵车他也无可奈何，也许……总之，他迟到了，那个老太太在他赶到报社之前爬上了窗台。
我记得维修工赶到之后显得非常紧张。他一再声称，绝没有想到会有人爬上窗台，否则他会在上面贴一张字条，说明窗户已经坏了，让大家小心。
不管怎样，老太太就这样死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许多死亡发生前后，都会有一些偶然伴随。警察在驱散围观者时说，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跟随警察去录口供时，崔哲并没有把9万元读者捐款的故事讲给警察听，只说老太太以跳楼为要挟向报社敲诈钱财，不料发生了意外。回到报社之后，崔哲又把当时在场的人们召集起来，告诉我们如果警察再次问起此事，统一按他的“口径”回答。
后来，有几个警察专门为此事来报社找了几个人提问。当然，包括韩振东在内的那几个人都是崔哲向警察推荐的。我听说，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遵从了崔哲的吩咐。
警方很快就结案了——这是一次意外，而意外的起因是老太太试图敲诈报社。
除了老太太的生命之外，这次意外的另一个损失是：老太太坠落的过程中撞到了悬挂在大楼外墙上的一个霓虹大字——“北方日报报业集团”中的一个“报”字。在这件事情过后的一周时间里，那个字到了晚上都不会亮，直到它被修好。
当老太太砸出的那个坑再次被积雪覆盖之后，这个不幸的故事也有了一个结局——小雨的姑姑吴敏来到报社，崔哲把9万多元交给了她。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何松涛告诉我，除了与吴敏合拍了一张照片之外，崔哲并没有办任何“手续”。
第二天，我在本报的社会新闻版上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崔哲正将厚厚一叠钱交给了吴敏——崔哲笑容满面，而吴敏神情黯然。照片旁边有一条大约300字的短消息，标题是《读者捐款悉数交到小雨亲属手中》。
就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宣布：“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自寻烦恼，这种找读者掏腰包的事情一律不再报道。”
崔哲是沮丧的。我理解他的沮丧，出于善意却换来一场悲剧，没有人不为此感到沮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崔哲为什么从此放弃了他的善意？
此后，报社里再没有人公开提起过小雨，关于小雨的命运也再没有记者去关心。或许他们愿意关心但心存犹疑。总之，这件事情就这样在尴尬和沉默中落幕了。
“报社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萧原问道，“有没有人因此受到处罚？”
“有一个，他被开除了。”我说。
“谁？”萧原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那个物业维修工。”我说。
萧原眼睛里的期待消失了。他叹了一口气，接着问道：“当时有没有其它报纸报道这件事情？”
我记得没有，于是我说没有。我还告诉萧原，其实，在老太太坠楼之后，曾经有本市另一家报社《都市早报》的两个记者赶到现场。他们试图找崔哲谈谈，但崔哲显然并不想再谈起这件事，他让保安把对方拒之门外。据说，当那两个记者后来打电话给崔哲欲问个究竟时，他希望对方能够遵守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萧原突然插进来一个问题：“什么是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我想我有必要向这个新同事讲解一些圈子里的“规矩”，以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少犯些错误。简单地说，“潜规则”是指媒体之间应该和平相处，而不应该让同行感到难堪，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会遇到难堪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