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早报》并没有让本报难堪。在第二天的同城所有报纸上，只字未提这件事情，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有些人不能就这样当它没有发生过。不久，报社里就有一些人辞职了，其中包括徐浩和另外一个事发时在场的编辑。
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当时站在我身边颤抖的女接线员，她叫陈敬，她也辞职了。我相信他们曾经在一起议论过这件事，并且最终共同决定离开报社。在交给周自恒签字的辞呈中，他们众口一辞地说想去尝试另一份新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说那份新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这是个托辞，我猜得到他们为什么辞职。跟他们一样，亲眼目睹一个人的死亡在一段时间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何况我们了解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留在报社继续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选择了否，而我选择了是。
我对他们的举动充满敬意，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离开，我还需要这份月薪1000元的工作。你可以说我懦弱并且因此瞧不起我，但生活就是这样，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据说，周自恒曾经亲自出面挽留过徐浩和陈敬，但他们并没有领会周自恒的“好意”，而是表示“去意已决”。这使周自恒感到非常恼火。另外，无论周自恒怎样掩盖，报业集团领导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这意味着他进入报业集团编委会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这使他更加愤怒。
在后来召集报社全体员工开会时，周自恒公开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把那些辞职者称作“弃我去者”，他大声吼道：“少了谁不行？他们走了，报纸就不能正常出版了？报社就不能发展了？”
周自恒认为，根据《北方时报》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在报纸上登一条“招聘启事”必定应聘者云集。他还说：“就算是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
萧原苦笑着，问道：“我就是在那件事之后被招进的来的傻瓜之一？”
我回报给他一个苦笑，没有表示反对。
萧原咬了咬嘴唇，看得出他像是在压抑着什么，他将一支烟点燃，接着问我：“你知道崔哲当时为什么拿不出那笔钱吗？”
我不知道。
萧原怀疑地看着我，我只好更诚恳地重复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如果崔哲当时把那笔钱拿出来交给老太太，或许能避免这场悲剧，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办手续”只是一个托辞，崔哲一定是在说谎，但我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说谎。
我告诉萧原，我曾经对徐浩问起过这个问题，但他谨慎地躲闪开了。在他辞职之后，我就不知道该去问谁了。也许我可以去问崔哲本人，但说实话，我并没有那样的勇气。就这样，关于那9万元，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秘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失去了对这个秘密刨根问底的兴趣，直到萧原问起。
萧原陷入了沉思。我想，他大概还在回忆我刚刚所说的一切。当我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结束的时候，萧原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崔哲为什么要把老太太说成是‘敲诈者’？”
我也曾经迷惑过，但这并不妨碍我猜测。我认为崔哲的谎言仍然出于人性中掩盖丑闻的本能。我说：“他当然不希望外界知道这件事，不希望自己因此受到谴责。所以他撒了一个谎。”
萧原点点头，继续问道：“你刚才说老太太出现的时候，崔哲很烦躁？”
“是啊。”我点点头，“他很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那天崔哲跟老婆吵了一架，也许他买的股票又跌了，也许……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有好有坏，而崔哲并不会把他的情绪好坏的原因告诉我，我能做的只是猜测。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萧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