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死去了的文人，我的态度很不认真。反正他们死了，不会在意我的态度。死了就死了，不会哪天爬起来写出超越他们自己的作品了。所以，他们的成就也就爬到那个高度了，触顶了，除非那些无聊的研究者故意再制造出新的高度来吓唬我们。比如不久前，张爱玲的著作权拥有者就抛出小说《小团圆》，一部很臭的东西，赚了大家的书钱。所以，我不会相信，她死了那么多年还会在《小团圆》上为自己加分，她能打七十分就永远是七十分了。
海子能打六十八分就永远是六十八分，不会因为他死了二十周年就加分。老胡适能打八十分也不会因为“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了就加分。陈独秀我给他打八十五分。
文化徽派，他们温柔的铁蹄时常踏过我的梦境。他们是一支由大师小师们集结而成的奔腾而来的古怪骑兵。胡适前辈，我对您老人家不得不终生景仰，虽然时有抱怨，但我作为安徽同乡，胡老您启迪了我，叫我如何思考与如何对待自由，这是一个人必修的功课。作家韩石山先生号召大家：“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他反对现在中学课本中一选就是鲁迅十几篇文章，有点强制人家学习鲁迅的思想观念与文章笔法的意味，颇有道理。胡适晚年对“五四”的看法却发生了大的变化，他认为“五四”有很大的副作用 把一场文化运动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胡适的心态到老了后就变了。
胡适曾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成仇敌了。”“凡不承认异己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为了打动陈独秀的心，胡适还举例说，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伯通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到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儿人味儿。
陈独秀，这个瘦弱的安徽才子，后因“风化问题”被北京大学解职的《安徽俗话报》创办人、《新青年》杂志总编，在我的想象里他总是穿长衫，留一撮小胡子，样子像我老家祖屋墙上挂着的死去多年的某个人。其实仔细核对他老人家的尊容，陈独秀似乎并无留胡子的历史，是我的想象错位了。黑白分明的时代背景里，唯一让后人敬畏的是他的眼神，像是活着的眼神，如果我久久注视他的眼神，我会害怕 我怕他训斥我。陈独秀这样的人物，他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目光里跳动着革命的火把。他在那样的时代，居然要反对老祖宗使用了多少年的文言文，而自己重新搞一种新的文体白话文，这就像我们今天要废了普通话，要大家都使用安徽话一样不可思议。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陈独秀当时还反对“文以载道”，这可是了不起的主张。他所主张的是“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并且，他视文学革命为文化、政治、社会运动的前驱，也极为另类。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陈独秀能自觉地把文学革命摆在一切的首位，不是脑袋有问题，就是脑袋特别清醒。总之，在文化徽派这支骑兵中，陈独秀这匹好马前半生跑得极为漂亮，甚至可以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他的后半生就停息了下来，没有什么作为了，可惜了一个大才子。陈独秀的宣言之类的文本现在翻出来学习，依旧令人叹服。可惜他的文学作品却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