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曹官渡长相峙：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战官渡本初败绩
公元200年夏天，袁绍、曹操各自率领大军对峙于官渡。当时，袁绍人多粮足，兵力数倍于曹军，处于明显的优势。曹军曾一度出击，没有获胜，只好退回，坚守营垒。此后，袁军接连发起进攻，曹军针锋相对，巧妙进行防御，双方在官渡相持数月之久。这时，曹军粮尽，士卒疲乏，且后方又很不安定。面对紧张的形势，曹操突然犹豫起来，“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写信同留守在许昌的荀彧商议。荀彧立即给曹操写了一封回信。“今军食虽少，未若楚、汉在荧阳、成皋间也。是时刘、项莫肯先退，先退者势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众，画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进，已半年矣。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荀彧断定，曹军以劣势兵力阻止敌人数月之久，虽然已经很困难了，但可以肯定，袁绍的情况更困难，相持的局面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出奇制胜的良机就要到来。
荀彧的这封书信很有见地，他把当时的形势和袁、曹两军的情况分析得十分透彻，比曹操看得更深一步。就一般的用兵常识讲，两军在相持中，都有争取进攻的机会，哪一方若先要撤退，失败的后果就可能落在他们的头上。曹操看后茅塞顿开，他传令所有将士“效力死守”。后来，终于等到了战机，一把大火烧尽袁绍乌巢军粮，袁军土崩瓦解。这段历史，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中，做了忠实的记录。
在竞争中，尤其是相持阶段，最需要的是沉着和耐心，在坚持中等待和寻求战机的到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站在“最高层”上来观察认识问题。
从总体来看，官渡之战是在静态因素发挥作用的前提下，由于动态因素的进入，导致了对局复杂程度的变化，从而使战争结果发生变化。但是，也不能忽视不确定因素对于战局改变的作用。
官渡之战中的不确定因素大致体现在这几件事情上。
一是曹操军粮告竭文书被许攸获得；二是许攸向袁绍献计时，恰好使者送来许攸“滥行”的消息；三是许攸少时曾与曹操为友；四是淳于琼恰好性刚好酒，曹操去乌巢劫粮草时，正醉卧帐中。
假设曹操军粮告竭文书不是被许攸获得，而是被袁绍更信任的人获得；假设许攸向袁绍献计时，使者没有送来许攸“滥行”的消息，也许袁绍会采纳“分军掩袭许昌”的建议。假设许攸少时不曾与曹操为友，也许他会拔剑自刎而不会投降曹操。假设淳于琼不是“性刚好酒”，“醉卧帐中”，也许曹操去乌巢劫粮草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这些看似偶然的因素却聚会在一起，促成了曹操的胜利和袁绍的失败。
偶然因素往往来自于必然因素，并且要和必然因素相结合而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当偶然因素导致对局复杂程度变化的时候，谁能把握这些偶然机会而使战争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
官渡之战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有益启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三点：第一，复杂对局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存在优势因素。例如，从静态因素来看，袁绍军优于曹操军；而从动态因素来看，曹操军优于袁绍军；从不确定因素的把握来看，曹操优于袁绍。第二，进行全面比较，有利于发现优势因素。例如，光从静态因素来看，袁绍军优于曹操军，预示着曹操有可能失败；但是如果既考虑静态因素，又考虑动态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则曹操军优于袁绍军，预示着曹操有可能胜利。第三，各种因素形成结构，因素的变化表现为结构的变化，因此要通过把握结构的变化来把握因素的变化。例如，荀彧讲的“情见势竭，必将有变”中的“变”，就是指从静态因素对局结构向动态因素对局结构的变化。而高明的战略家，就在于能够把握这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