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给朱由检上了一道奏折，引起了朝廷的轩然大波。
韩一良在奏折中认为，将害民仅仅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不公平的。因为朝廷给官员颁发的薪水很低，而做官时上下打点都需要钱，官员们为了个人生活和前途必然形成制度性的集体腐败。如果奏折的议论仅限于此，那么韩一良的观点可算是当时朝廷的“理论创新”。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韩一良在奏折中举了具体的例子，将上上下下都给得罪了。他说，州县官员进京朝觐皇上，打点主管官员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最终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韩一良又不无夸耀地说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超过500两，他还说自己还算是不会交际的人，其他上蹿下跳的官员的收入就更加可观了。韩一良最后得出结论：要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文武官员都知道贪污的后果，树立廉洁爱民的意识。
我们不知道韩一良为什么要上这样的奏折。也许他真的不会交际。然而朱由检对这份奏折却非常赞同，非常重视，几乎是爱不释手。
几天后，朝廷专门召开一次廷议，就韩一良的奏折进行讨论。朱由检让韩一良当着朝廷文武大臣的面，朗读了自己的奏折。之后，他又命令大臣们互相传阅奏折。平地一声雷，就在大臣们细细品味奏折的时候，朱由检当场决定破格提拔韩一良，任命其为右佥都御史。
朝廷上一二品的大员们的政治涵养显然比韩一良这样的中级官员要深得多，他们见过的风浪、闯过的波涛也比朱由检要多得多。主管干部和组织工作的吏部尚书这时候出来发言了，他首先高度评价了韩一良的意见，认为非常有意义，接着就引申说韩一良奏折中指出的弊端需要立即处理，既然韩一良已经指出来了，就请皇上命令他挑出官员们贪污腐败的案例来，以便朝廷处理。
朱由检一想，也对。韩一良既然指出了朝廷中贪污受贿的弊端，那他也一定能拿出具体的案例。所以，他当即命令新任的韩御史将朝廷中的蛀虫抓出来。
韩一良一遇到实质性的措施，就退缩了。他不敢得罪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面对朱由检的命令，只能支吾着说自己所言都只是风闻，并没有针对任何确切的贪污腐败案件。
朱由检沉下脸来，不由分说命令韩一良在五日内奏明朝野的贪污腐败官员。五天后，韩一良列举了几个魏忠贤的党羽出来，说他们贪赃枉法。他希望拿已经失势的魏忠贤余党说事，以痛打落水狗的方式不得罪在位的人。
韩一良的上奏大大低于朱由检的期望，朱由检责令韩一良当众再次朗读最初那份慷慨激昂的奏折。当韩一良读到自己拒收贿赂500两的时候，朱由检厉声打断，追问500两银子到底是何人贿赂的？韩一良推说不记得了。朱由检大怒，当即免去韩一良职务，关入监牢。
韩一良的失败其实是朱由检本人的失败。他们两个都不懂得政治的深浅，不懂明王朝政治操作的实际。韩一良的失败断送了个人仕途，而朱由检的莽撞和不切实际的个性却将明王朝送入了悲惨的深渊。
崇祯时期的明朝财政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朱由检为筹措白银绞尽脑汁，宫中在万历年间储藏了很多上等辽参，朱由检下令在集市上出卖辽参，卖了数万两银子补贴国库。朱由检开源的机会并不多，更多的是千方百计地节省朝廷开支。即位之初，朱由检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明朝的驿站在传递信息、交通往来的同时也存在机构臃肿、效率不高、过往官员吃拿卡要等弊端。朱由检认为裁撤可以杜绝腐败，同时节约开支。裁撤驿站，据统计每年可以节约开支30万两白银，但却造成了大批驿卒失业，生活无着，于是他们大多参加了农民起义。后来打下北京的李自成就是崇祯初年被裁撤的驿卒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