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奴隶后裔的护照上写的也是法国国籍，以至于我们忘记了他们的处境。他们什么都不要求：给他们“颁发”已经获取的自由就是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一切了。证据就是，以废除1848年政体为荣的共和国，总是忘记支付承诺过的一亿两千六百万金法郎赔款。这笔赔款是为了补偿被有关官方人士恬不知耻的称为“抢劫”的行为。被巴黎奥利机场和戴高乐机场的警察不加掩饰的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护照，非洲来的子民反而要感恩戴德。因为同样拥有合法证件，从塞内加尔(S n gal)和喀麦隆(Cameroun)来的人在法国的处境要比安的列斯(Les Antilles)、圭亚那(Guyanne)或留尼汪(R union)人好得多。另外，当人们提起法国的“黑人”时，很少指奴隶的后裔：他们更喜欢指那些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的名流子女，他们忠于共和国，并承认是“真正”的黑人子女。从十八世纪开始，在被奴役过的国家里，很流行把他们称为非洲人。本着“两害取其轻”的原则，法国在提起殖民主义时不会像提起奴隶制那样感到羞愧。当然，奴隶制已经废除了，但是却遗留下祸害：即种族主义，这是指在人身上采用了“种族”这一蓄养牲畜才会用到的农业概念。尽管那些想把这一后遗症当成是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的人不同意这一看法：但是仍然要承认，并不是种族主义带来了奴隶制，而是恰恰相反。想要奴役自己同类的人总要指责他们是异类，是劣等人。人们经常说要“尊重不同”。那么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类吗？
种族主义由来已久。路易十六当政期间，兴起了反奴隶制的潮流，而安的列斯的殖民者给法国带来了种族主义这一概念。当时的争论异常激烈，国王自己也考虑要废除这个畸形的制度。但是由于王权的衰落，反对派占了上风，不得不颁布了一项歧视性条例。拿破仑对此异常推崇，他推行并加强了这项条令。至于种族主义则被拿破仑冠上了冠冕堂皇的名字，甚至是——明白或隐晦的——让它在大学里登堂入室。
不久之前，奴隶制在法国是一种不受时效约束的罪行，然而却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因为没有罪犯，所以也没有惩处。受害者的子孙中四分之一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却没有获得任何赔偿。共和国在1848年承诺拨给受害人一亿两千六百万金法郎（相当于如今的几十万欧元），而这些受害人的继承人现在主要在信息、文化和政治领域工作，他们生活并不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