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看来，高等教育虽然是分门别类的专业教育，但不能将专业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对立起来。高等学校同样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而文化素质教育是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是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素质教育的基础。先生指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在于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其锋芒直指急功近利、轻做人重做事、轻成人重成才的忽视人文教育的现状，其重点是加强民族文化教育，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好做人的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好做中国人的问题，核心在于解决好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做人，这是教育的主题；做中国人，这是教育主题的中国特色；做现代中国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主题的特色。
文化素质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思想，不仅用来指导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而且要渗透到教育的全过程、诸环节。为此，先生十分赞成通过开设相关课程、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加强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大力倡导在专业课教学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并身体力行。
高等学校不等于高等教育，同样，办大学不等于办高等教育，虽然它们互相之间有交集。从本质上讲，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办大学首先必须服务于办教育。办大学，也就是大学的管理，关键是要抓好两支队伍：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教师直接从事教书育人与治学工作，管理队伍必须为第一线的教学、科研工作服务，为教师服务。领导就是服务，管理就是服务。针对我国重点理工大学一度普遍存在的学科门类单一、专业划分过细、科研水平不高、人才培养层次单一等不足，先生结合华中科技大学发展的历史，认为我国重点理工科大学要实现四个转变：由单一的工科院校向文、理、工、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转变；由原来主要从事教学向教学和科研并重转变；由原来主要是培养本科生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并重转变；由原来单一的科技教育向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转变。应该说，这四个转变，其根本仍然在于构建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在于提高人才培养的层次和水平。所谓学术生态环境，先生的理解是：学术生态，一是指生态，一是指环境。所谓生态，是指物种；所谓环境，是指土、水、阳光等。将这一观点运用到高等学校，所谓物种，主要指应用科学；所谓环境，主要指科学和人文等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没有良好的环境，就没有良好的生态；生态良好反过来会促使环境更加良好。正因为如此，先生有句名言：“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也就没有一流的大学。”没有一流的大学，也就不可能培养一流的人才。当然，这里的一流大学，并不单指学术水平的一流，而且更指教学水平的一流。在自然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千差万别的。同样，大学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也应该各具特色，而不是干校一面。干校一面的趋同化，就意味着办学的低水平，就意味着办学的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