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苏塔的小教堂，14世纪时期罗曼风格的建筑，矗立在一片水草茂盛的牧场中央。认真地凝望耳堂的内墙后，我发现有壁画的痕迹。一个画家朋友教我用新鲜的洋葱擦去石灰表层，让原先的形象显现出来。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工作，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圣徒的头像，附近的第六雷盖那修道院使我们相信，画像的作者，正是为修道院的教堂做装饰的那位乔托的无名弟子。
在那个时代，我画了很多素描，也画了很多油画。风景画，女人肖像，儿童肖像，自画像。我两次画我自己嘴里叼着一朵花。彩色油料也好，水彩胶也好，都不能令我愉悦。我必须承认这一怪事，尽管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绘画材料方面的权威，反正在我看来，在所有艺术中，绘画是跟自然的关系最紧密的一种。因此，我喜欢自然的颜色超过商业产品，我开始尝试，把颜料管里的色团一会儿跟草莓汁混起来，以获得一种更柔软的红色，一会儿又跟某种嫩草液拌在一起，以形成理想的绿色调。在我的画家朋友启发下，我开始收集各种植物，他叫朱塞佩·芝盖纳，我在他位于弗留利的切尔维尼亚诺的家里得到不少植物。（后来我回忆起这个时代和这段友谊，便邀请芝盖纳在我的电影中扮演角色：在米兰拍摄的那部电影中，绘出神秘之画的就是他的手。）
六月的一天下午，大约两三点钟，正是酷热难当之际，田野上空空荡荡，人也好，牲畜也好，全都躲到了阴凉地里睡午觉去了，我跳下自行车来到一家农户门前，想讨一杯水喝。我已经筋疲力尽，因为刚刚骑了不知多少公里路，为我的颜料草寻找新样本。院子中央，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坐在水井旁的一块石头上，几乎赤身裸体，正晒着太阳。他手里拿着一根橡皮管子，管子的另一头用铁丝固定在水龙头上。我只看到他的背，黑油油的，闪闪发亮：肌肤受到了阳光的支配，在深色的皮肤底下，肌肉的游戏清晰可见。
他头戴一顶宽檐的大草帽。身边的地上，扔着一大束新采来的虞美人。那时光，他似乎正沉浸于深深的冥想中，定定地瞧着两腿之间的什么东西。我蹑手蹑脚地走近他。房屋在关得严严实实的窗板后沉睡。狗躺在窝里，只是微微抬了抬嘴，随之又昏昏睡去，都懒得吠叫一声。没有一丝风能驱一驱暑热。满院子晒着一条条白床单，像一块块电影幕布那样僵僵地晾在铁丝上。
我以为是帽子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了帽顶的一圈帽檐，让一团跟麦秆一样颜色的金发露在外头。小伙子听到了我的脚步，一下子跳了起来，猛地转过身子。我们交换了一记惊讶中透出愉快的喊声。原来是斯温，自从基多的葬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去了乌迪内继续读中学。他变得强壮了，漂亮了，但仍还是那个斯温，那么健美，那么匀称，容光焕发，他还没长胡子，胸脯和肚子也没长毛，依然跟小孩子那样，但他穿的短裤是那么窄小，腹股沟上已经有一团浓密的黑毛露了出来。他拦截了我的目光，脸红了，穿上牛仔裤，刷地一下拉上拉链，同样敏捷地扣上了皮带，最后，不顾胸脯依然潮湿，穿上了格子衬衣，还扣上了纽扣，那衬衣，还有裤子和皮带，都是美军的剩余物资。
然后，他发现自己头上还戴着那顶怪帽子，充血的脸一下子变得更红了。他嘴里嘟囔着，说如果“妈妈”午睡醒来发现她珍贵的遮阳帽 不见了，他父亲就要骂他了，说着，便匆匆返回屋子里，根本顾不上捡走他的凉鞋。
就这样，我刚刚看见了这种威尼斯女帽最稀罕的样品之一，早先，在韦罗内塞和提香的时代，女人们在阳台上看景时就戴这种帽子，这样，面孔得到了帽檐的保护，而头发却露在外面，她们可以无忧无虑地让秀发被阳光晒成绘画中那种不朽的半透明的金黄色。往日里在都城的贵族中流行的一种习惯，竟在外省最落后的农村地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如果说，看到一个20世纪的农家女还在追求当年总督府或长官家的一个淑女那样的矫揉造作时，我不免大吃一惊的话，那么，这种风雅的证明落实到一个十六岁男孩的身上，就让我有些想入非非了。斯温是不是要把对往昔风尚的模仿再推广一步，要用海绵浸透木瓜汁和女贞树汁，在晒太阳的时辰中一滴一滴地润湿头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