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许过来一个人，”他再次喊道，“不然我开枪了。”
一个老女仆出现在他的背后，一边拐着腿，一边打开了栅栏。曼利奥趁着努托想扔铁棍的当儿，一步跳上前，代替了他的位子，跟着那男人进了城堡，进去后，那男人又一把关上了门。
半个钟头后，曼利奥又重新露面了，伸出双手表示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并丧气地摇着脑袋。“无能为力，他们拒绝了。”人们决定撞开大门，占领城堡。努托冲在最前面。他的一只脚刚刚踏上草坪，三扇窗户中立刻同时伸出来三支枪筒。努托不管同伴们的劝阻，继续一马当先地冲去。只听一声巨响，一颗子弹从他头顶上飞过。攻击者顿时乱了方阵，纷纷奔向墙后去寻找隐蔽处。他们开始考虑应该采取什么策略，这时候，镇中央传来一声叫喊，如同一声炸雷，撒在了大部分示威者正忙着攻打城堡的开阔的草地上。“警察来了！”三四辆载着警察的卡车，跟在一辆装甲车后面，正朝这里驶来。车队刚开到开阔地的口上就停住了，人马从卡车上跳下来，手指头都扣在斯腾卡宾枪的扳机上，带钉子的鞋底掀起一团团尘土。
每个人都捏紧了拳头，有的握着棍子，有的握着铁锨或镐头。努托从他身旁人的手中夺回铁棍。警察队长站在缓缓前进的装甲车上，命令我们立即散开。车子离我们只有几米远了，它还在开着。我们向左右闪开。它撕开了人群，它开过去后，人群又汇合成一体，挡住了后面警察的道路。警察们挥舞警棍，威胁着我们。我们则高举起拳头、铁叉和锄头，以示回答。但是———怎么说呢？———没有任何通常被我们叫做厌恶的东西隔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对立。在他们那一身制服底下，人们认出了他们农民的本原。我们不能憎恨这些口音很熟的健壮的小伙子，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出生在贫穷家庭，甚至比我们还更不幸，只不过他们脱离了过于贫瘠的土地，投身到那个肮脏的职业中去。
彼此暴躁地动手，可以有别的原因，而不见得非是仇恨。短短几秒钟就足以造成一场混战。我们展开了肉搏，在地上乱滚，每个人都紧紧抱住一个敌手，而这敌手也只能寄希望于他强健的肌肉。叫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我们互相鼓励，开起了玩笑，尖声地唱起了老歌。流血了：新鲜而又少量的血，从轻微的抓伤处流出，这更刺激了我们搏斗的决心。年纪最大的那些人是最早逃跑的。警察一边跟在他们身后追，一边挥舞着大头棍，有些人没能逃脱；有一个人受了重伤，当天只有这么一个，躺在地上动不了。年轻人不愿意后退半步，一直坚持到军队赶来支援警察的那一刻。士兵们抓住我们的伙伴，把他们押上汽车。顿时，树倒猢狲散。那些看来已经有十五六岁的小孩子逃跑起来，还跟两三年前一样敏捷利索，而一个穿着短裤的葡萄园老板，甚至还看到他们一边逃跑，一边偷葡萄吃。
暮色降临到了空荡荡的开阔地上，卡车已经带走了二十来个倒霉的俘虏。与此同时，玫瑰经的钟声訇然鸣响，敲得那么清脆嘹亮，尤其因为村庄中寂静一片，居民们全都闩上了家门。两遍钟声之间，人们能听到远方传来邻镇的钟声。在利古尼亚那，在圣弗罗雷阿诺，在波尔戈-布拉伊达，平原上，各地高高的钟楼都发出了祈祷的召唤。再更远些，在科德罗伊坡，在圣维托，钟声也敲响了，在我们的耳中更为微弱，我们仿佛听到了往昔一代代人的叹息声从岁月深处逸出。一个个世纪的叮当声飘荡在田野上，如傍晚的雾霭一般忧伤，一般无形。我跟曼利奥、艾尔米罗以及努托一齐躲在一个干草仓中。我们是从清新而又阴暗的街道出去的。几个女人贴着墙壁走着，匆匆忙忙赶往教堂，比她们先到教堂的女人们，已经跪在祭坛前开始做晚祷了。
为我党的宣传工作服务的责任心，迫使我强调了警察胜利和宗教礼拜的同时性：这是政治权势和教会权威之间明显的勾结。只有一个在一所抽象的学校中培养起来的官僚，才会有勇气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农人们凭着自古有之的细心，清楚地知道，对土地上的那些年轻人，那些外表那么平静，守习惯，懂规矩，与季节的交替和谐相处的人，必须给他们一种阶段性的发作，让热血暴烈地沸腾一番：跳舞跳得筋疲力尽，喝酒喝得烂醉如泥，从舞会中出来时打架斗殴，假如这些还不够，那么就该奔赴战场，借口去参加英勇的战斗。巴尼亚罗拉的示威者兴许认为，他们是在为国际共产主义的进展而斗争，因为他们在扣眼上佩戴了一颗红星；同样，他们的敌手———他们同样也是土地的奴隶，而不是基督教民主党的奴隶，尽管现在，他们的头盔和制服代替了工作罩衫和短褂———也以为他们是在保卫共和国的制度。实际上，陶里亚蒂也好，德·加斯佩里也好 ，都不领导着冲突。在两大阵营中，人们不知不觉地服从着两千多年来一直流行的规则。它已经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到了一定年纪，最勇敢的男子汉们就要时不时地动一下武，流一些血，同样，按照这一规矩，女人们则要去教堂，双手合十向圣母祷告，以她的名义大唱赞歌。一方面，是寻衅、斗殴、痛打、受伤；另一方面，是喃喃的祈祷，齐声唱颂歌：这一切，在起义打击地方贵族的这历史性的一天中，显示出了与大地的古老智慧的和谐。
我将说：“为了事物的永恒秩序”，而决不是说，我厌恶使用那样的一种套话，它总是用于证明穷人对富人的不抵抗，证明富人对穷人的统治。然而，我可能会使用如下的词语：我难道不是已经积极地投入了，人们难道可以指责我在混战中袖手旁观吗，我这个出于对个人主义、对财主残酷压迫的仇恨而很快去领了党证的人？尽管我借口说，星星在苍穹中占据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宇宙服从着永亘的规律，从而犯了这样那样的过错，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人们根本就不会明白战后的政治大辩论，假如人们不把它们跟其他的乡村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考虑，什么洗礼的庆祝，婚礼的庆祝啦，什么去弗留利的圣达尼埃尔教堂圣殿的朝圣啦，牲畜大集市啦，还有圣约翰之夜啦，狂欢节游行啦。那时的意大利，想象一下她的形象，那是古老的东方人崇拜的多乳房的老奶奶，我们今天在那不勒斯的博物馆中看到的以弗所的黑色阿耳忒弥斯 。拥抱她所有的孩子在一个集体中，没有边界，没有歧视，闭上眼睛不去注意他们行为的差错；从词义上带有宗教的意味；温柔，热情，乡土，感性，已经有些戒备，但还不足以抑制年轻人的反抗。反正，年轻人并不把攻打城堡的必然精力看成为来自马克思或者葛兰西。
在康佩西家的厩栏中，人们评论着巴尼亚罗拉的失败。女人们称赞着警察的节制。努托大叫着反驳，举出X的例子，他被打破了脑袋。“一点点污泥，”家中最年老的老婆婆说，“只不过是一点点污泥。就像你的老爹给了你一巴掌，让你流了几滴鼻血。公安力量就应该是公安力量。”她这样总结道，说着扶了扶眼镜，数着手中的毛衣织了几针。这句神秘的话语似乎遭到了普遍的不满，因为，接下来，厩栏里变得鸦雀无声，只有畜生低沉的咀嚼声，以及粪堆上乱飞的苍蝇的嗡嗡声。曼利奥的母亲和姨妈们刚才抬起了头，听着老奶奶的话，现在又低下了脑袋，埋头于手中的针线活。努托在他的板凳上折腾了一阵子，然后，为了表示他良好的意愿，把一个线团夹在了膝盖中间，捻起了羊毛，仿佛在这些女人的奴颜婢膝中，认出了跟他的反抗本性截然对立的对应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