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聚集在曼利奥父母的家中，在康佩西农庄中，这是当地最大的和最富的农庄。我想象，往昔父系社会的秩序恐怕也不会是别的样子。院子里，晒干的芦苇秆紧靠着披檐的壁柱，边上放着冬天用的木柴和薪禾。一个门厅，女人们在那里把她们的草帽挂在竹子做的衣帽钩上，门厅通向一排房间，都用白灰刷得雪白。最小的小孩们，两个一排地睡在玉米须须的睡垫上，睡着之前数着房梁上溅上的石灰点子。脏衣服泡在一个个大盆中，盆大得像酒桶一样。接着，就来到了一个宽敞的厨房，它用来做餐厅。从炉膛中漏出一丝微光，在鼓突的锅底上映衬出紫色的反光。老爷爷坐在长桌的一头，一边叼着烟斗，一边已经打起了瞌睡。女人们忙忙碌碌地撤走残羹剩菜，没忘了把还能吃的东西挑到一个篮筐里，再装上一些水果和一瓶子牛奶，准备留给孤儿院的嬷嬷，这是一个上古以来的习惯，每天都要给孤儿一点施舍。
厩栏中，守夜还在继续。女人们带去她们的针线活，团团坐成一个圆圈，她们头顶上的灯底下贴了一张油纸，是用来吸蚊子的，与此同时，畜生们有的站在圈栏中反刍，有的往干草上蹭痒痒。与其听那些留在厨房里的男人咒骂共产主义的发展和青年人的无教养，我们更乐意跟女人们待在一起，跟她们讨论意大利的问题。她们体现出一种开放和好奇的精神，尽管在丈夫和兄弟面前，她们的嘴里连半句话都没有，好不容易在这里得到了唯一的交流机会，她们便用来以别人的知识充实自己的头脑。
在厩栏中，她们自由自在地闲聊。一天晚上，努托不无苦涩地抱怨他作为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说自己饱受大财主的欺压和盘剥。康佩西家的母亲和姨妈，远没有被针对她们的这一攻击所激怒，反倒对这年轻人的出路表现出一种宽容，从这小子的言行中，她们不无道理地看出了一种对其生命活力的亲切证明，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指责行为。
曼利奥的一个叔叔厌倦了待在厨房里，但又认为跟这帮到母牛棚里来凑热闹的女人一起坐在一条板凳上，实在与他的身份不太相配，便在院子里等着我们，瞒着女人们偷偷地把他的烧酒 瓶子递给我们。
但愿热血能在我们的脉管中狂躁地流动，可是，不，受我们的守夜的传染，我们的血仿佛就像哺乳动物温和的奶水，某些事件给了我们机会证明这一点。十月份的一天晚上，尽管外头下着瓢泼大雨，一种异常的热烈气氛依然笼罩着从艾纳尔到圣乔万尼的各个地方。区里的秘书跟特地从波代诺内赶来的农工联合会 一位领导正在讨论。艾尔米罗让我跟他待在一起，他在桌子上赶写了一份宣言，他那些年轻的表兄弟从柜子里找出一面红旗，在一片欢呼声中展开挥舞。小啤酒瓶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受到热烈氛围的刺激，或者想到确定要在第二天举行出征，时不时地，会有某个老游击队员激动起来，不仅哼起了抵抗运动中的一首歌。集会在齐声合唱副歌中结束。同一时刻，同样的场景在各处重复着，在罗沙，曼利奥参加了，在利古尼亚那，努托参加了。
直到午夜，在值班室窗户的挡板后面还透露出灯光；两三个迟来者在门槛上嚷嚷着酒气冲天的醉话；一阵焚风刮来，带来最后几滴雨水，把大门上挂着的画有镰刀和锤子的党旗刮得哗啦啦地响。
第二天，天刚拂晓，长长的大车队和自行车队就从各个村庄出发，一起汇向格卢阿罗镇。教堂前的大广场上，人来得那么多，队伍挤得那么密集，几乎可以说，这是一次圣母朝圣会，只不过不同的是，人们的衣服扣眼上都佩戴着红色的标志，还有，示威者并没有穿他们过节时才穿的漂亮衣服，而是穿得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园丁的工装裤，农夫的罩衫，牧羊人的短褂，游击队员的旧军装，警察的伪装色贝雷帽，美军的橄榄帽，从德国兵那里弄来的军帽。努托格外地引人注目，梅红色的围巾系成大翻领。天空被昨夜的一场雨洗得湛蓝无染，卡尔尼山脉在透明的天边凸现出它的层峦叠嶂。公共汽车的司机们刚刚让从乌迪内、波代诺内或者更远的城市来的乘客在邮局门前下车，就一边在柱廊下匆匆喝着咖啡，一边互相打听，这些喧闹的人群聚集在这里想要干什么。随后，由于既没有警察露面，也没有宪兵出来，他们便耸了耸肩膀，又回到他们的车上去了。
在一长列紫杉树的尽头，矗立着皮尼亚蒂别墅，它周围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前面是一个砾石地的院子。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朝那里走去，想迫使别墅的主人解释一下最近关于招募失业者的那个法令。皮尼亚蒂躲在一个窗户后，端着一杆枪等着我们。面对声势浩大的人群，他同意接待一个代表团。艾尔米罗和三个同伴一起进去了，被带到一个阴暗、潮湿却又庄严的房间里，地上铺着大理石方砖，四壁都是沉重的橡木架子，从地面一直立到天花板。一卷卷烫金封面的书，像一个个哨兵那样在那里站岗。在一张上了蜡闪闪发光的卡弗尔式书桌后，坐着皮尼亚蒂老爹，一个僵硬而又脆弱的老头。他背后站着他的儿子，穿着一双马靴，手里还握着枪。艾尔米罗被这背景和这番迎接吓得有些发懵，不禁低下了眼睛。小皮尼亚蒂以嘲弄的口吻问他，是不是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或者，造反者们是不是同样也有什么奢望要撒在他家的砖地上。这时，艾尔米罗被这番讥讽话激怒，开始了一番紧张的争论，尽管争论有可能转向不利的结果，但它持续了很长时间，到后来，终于有一个劳动公会的领导赶来了：他告诉这房子的主人说，假如他们再坚持拒绝大伙儿的要求，那么他将无法保证人们对他们家别墅的尊重，甚至也无法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皮尼亚蒂老爹毫不让步地离开了这个房间，但小皮尼亚蒂代替他坐在了书桌后，签署了一份同意招募一百五十名工人的协议。
在圣乔万尼，在罗沙，在利古尼亚那，在卡萨尔萨，在格卢阿罗附近的所有村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深夜很晚。比平常更慷慨的痛饮延长了胜利的欢快。说实话，甚至在形势显得最为严峻时，人们的好心情也没有过片刻的松弛。当艾尔米罗在一杆枪的威胁下谈判时，欢笑声、玩笑话、唱歌声一直回响在村镇的街道上。这是阶级斗争的插曲，还是更为激烈的一场战役？人们跑到皮尼亚蒂家的别墅去，向那一老一少挑战去了，而不是满足于围绕着酒瓶子跟河对岸的那些小伙子们较劲，众人都带着这样美滋滋的心情回家，同时又怀着一点点遗憾，这样的日子毕竟不像星期六的舞会那样还会再来。
不久，又有传言说，人们要去攻打斯皮塔贝尔戈伯爵的城堡，听到这消息，弗留利的全体青年都想去参加。斯皮塔贝尔戈家族源自奥地利，后来把姓氏意大利化了，并按照1930年时的哥特式风格重建了他们家的城堡：在巴尼亚罗拉的村口，矗立起了闻名遐迩的一座建筑，它那小小的窗户被做成枪眼的形式，八边形的堡塔上装点着雉堞。在伯爵的心中，它应该以它好战的威严外表，令人联想起某种中世纪的要塞。它让我想起了路纳伯爵的硬纸板住宅，那是在乌迪内小歌剧院上演的一次外省版的《游吟诗人》中的布景建筑，同样的矫揉造作，同样的喜剧化，我曾对它报以嘘声。
努托处在栅栏前的第一排，用一根铁棍开始砸起锁来，他的伙伴们则朝城堡扔起了石头，小石头越过了围墙，落到房子前。一个男人的脑袋从枪眼上露了出来。他大喊着，问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听到我们的回答（“说话，谈判”）后，他狂怒地关上了窗板，然后，我们看到他打开了尖形拱肋的门，站到了台阶上，手里握着一柄双筒枪。“让我们听一听你们要对我们说什么吧，”他嚷道，“站出一个人来，跟我说话。”这一次，我想到的不再是歌剧中的一幕，而是西部电影中的一场戏，被牛仔们围攻在牧场上的强盗负隅顽抗。那男人头发乱蓬蓬的，没有穿上衣，两腿紧紧地裹着皮绑腿，看来就是城堡的总管，他的主人们已经躲藏在后面，准备从花园中逃跑，他们只是派他出来察看一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