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是导致战争的一大因素。这两个新兴大国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原有的均势结构，而政治家随后40年中旨在调整这一体系的努力最终又归于失败。传统大国并不愿放弃既得的利益。1850年以后，国家主权原则得以进一步确立，大国吞并西欧小国的可能性随之降低，欧洲再没有多少可供变通的领土。19世纪后期，土耳其帝国日趋没落，唯有其属下的巴尔干半岛，有可能成为满足大国领土野心的牺牲品。然而，即使在巴尔干，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各族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也使得吞并变得异常困难。
与此同时，欧洲各大国在来自欧洲和海外竞争者的影响下，开始通过缔结盟约与协定组建联盟，并于20世纪初形成了军备急剧发展的两大武装阵营：三国同盟（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和三国协约（法国、英国和俄国）。1900年以后，几乎任何危机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战争。
1重塑国家的自我形象
民族主义以及相伴而生的均势力量的变化影响着公共舆论，而受媒体引导的公众舆论往往对民族主义与均势结构的变化发挥着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西欧地区和美国，旨在扩大发行量的强势媒体竞相争夺“新闻”，但多数报纸并不认真分辨流言与事实，也不在意哪些是庸俗的情感宣泄（即使是真实的），哪些是对这些情感产生背景的客观阐释。
技术进步使印刷成本较以往大为降低。1711年，极富影响力的英国报纸《旁观者》（The Spectator），每天的发行量仅为2000份，并且没有多少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1916年，巴黎一家报纸每天的发行量超过200万份，而且拥有数以百计的竞争者。通过印刷文字传递信息的革命发生于19世纪。伦敦的《泰晤士报》于1814年开始使用蒸汽印刷，其印刷速度较以往高出了4倍。铁路在英国、法国及稍晚的中欧地区的飞速发展，为报刊的全国性发行创造了条件——法国各地都可在第二天读到巴黎的报纸。19世纪40年代以后，电报的发明促成了新闻服务业以及驻外记者的飞速发展，全国各种不同的报纸因此可能刊发同一则新闻。
1847年，纽约人理查德·霍伊（Richard Hoe,1812—1886）发明了一小时印制两万份报纸的轮式印刷机，现代报业随之而产生。随着莱诺铸排机（Linotype）及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单字铸字机(monotype machines)广泛应用于书籍的排印，截止到1914年的各种读物的销售量都实现了跨越式突破。这一变化促使多数国家强化了新闻审查制度，因为各国均日益明确地意识到，印刷品极易成为受政治操纵的服务工具。
印刷品随插图的广泛运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美国媒体早在内战期间就将战场图片呈现给了公众。银板照相法取代绘画术逐步成为传播事实真相的主要手段。19世纪80年代，批量生产的照相机得?迅速推广。简易的箱式照相机柯达于1888年问世，同期内网目版视屏画的商业化程度也得以进一步深化，新闻图片因此变得随处可见。
报纸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英国的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1865—1922）、法国的查理·迪皮伊（Charles Dupuy,1844—1919）以及美国的两位竞争者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与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863—1951），共同推动了大众新闻业的形成与发展。普利策与赫斯特极力支持1898年的美西战争，而受其影响的所有报纸都赞同他们传统的沙?主义观点。
欧洲大陆国家和平时期的义务兵役制，进一步促进了小学义务教育的发展，随后又推动了成人普选权的实现。这些变化扩大了读者的数量，新闻报道中的政治性内容随之不断增加，并进一步推动了排版技术的飞速发展。截止到1900年，“公众舆论”实际已成为世界事务中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1914年战争爆发时，每一好战国政府因此都得到了公众广泛的支持。走上战场的人们相信战争是必要的，甚至连社会主义者都支持战争。然而，如果日益复杂化的联盟体系没有剥夺了国家的选择权，如果领导者没有选择他们所选定的道路，公众舆论很可能会向于反对战争。例如，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后历时五周的狂躁中，德皇威廉二世曾试图避免大规模战争。但在之前的1888到1914年间，他始终是一个热衷于扩张且好斗的领导者。他鼓励德国青年相信，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德意志拥有的精神力量足以战胜敌人的野蛮力量。
德国的野心和恐惧使其对英国产生了极大的仇恨。起初很少有英国人理会这种仇恨，但随着英德海军军备竞赛的日益激烈，以及德国工业品在欧洲、北美、南美、亚洲的大规模倾销，英国人开始担心自身的繁荣和领导权。他们对日趋萧条的工厂以及远不如德国的生产效率顾虑重重，也不满于其在海外的商业失利，部分人更对英国日益增长的自足心理充满了畏惧。显而易见，英国的帝国主义正面临一场来自国内的政治危机。
法国战前的国际政治主张形色各异，不一而足。在战争威胁不断加剧的条件下，力量强大的社会主义左翼致力于和平主义和国际工人大罢工，但一群激愤的爱国者极力主张复仇，为1870年普法战争的失败雪耻。复仇派组织爱国社团并刊行爱国杂志。像英国一样，法国也支持国际和平运动，例如红十字会、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倡导的各种未果努力。然而，法国外交部仍继续坚持并强化反德同盟，并于1914年7月最终做好了开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