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一章所提及的，英国同期内也经历了较为激烈的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妇女争取选举权尽管已是一个老问题，但1914年以后运动的参与者及采用的方法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不满于已有组织框架下取得的缓慢进展，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于1912年创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带领中上层妇女进行日益激烈的“直接行动”。她们撕碎国家美术馆的画卷，冲击政治会议，羞辱政客，袭击伦敦的高档商店，并用铁链将自己成排绑在栏杆上高呼“为妇女们投票 ！”违法者的行为无疑将引发政府的强烈反应（当时的自由党内阁中多数人是温和的参政权扩大论者），并拘捕了（自称为）好斗的“妇女参政论者”。然而，被判入狱后她们转而进行绝食抗议，陷入尴尬的当局被迫将其释放。但获释后她们又故伎重演，结果多次入狱又多次获释。“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规模不大，成员仅数千人，而参加“暴力游行”者人数更少，但其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温和派。同样有趣的是，潘克赫斯特夫人及其追随者，不仅将所有的男性拒之社团的门外，而且与其（被认为是）天然的同盟者社会主义运动、禁酒运动及和平主义也分道扬镳。
劳工与选举权运动之间显然不存在稳固的因果关系，而其组织或领导者之间更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联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大政治运动都缺乏可预期性，并且共同加剧了那一时期的紧张氛围、戏剧性变化以及人们的焦虑。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尽管激进的“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目标未能在战前实现，而且很多人认为其极端方法不是促进而是延缓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但她们在这一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却不容否认。她们的行动唤起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并在新的20世纪中寻求甚至索要更加充实、更加完整的生活。
在临近一战的数年中，英国还面临直接危及国家凝聚力的第三大难题。它不仅超越了阶级、性别及经济界隔，并且涉及种族、宗教以及联合王国统一等根本性问题，即“爱尔兰问题”。
“爱尔兰问题”：争取自治的斗争
正如东欧一样，19世纪末期的英国也面临一个日益尖锐的民族问题。在爱尔兰占据压倒性多数的凯尔特人及罗马天主教人口中，还存在一个拥有特权的新教徒少数派。他们通过古代的征服、移民或购买等获得了大片土地，但这些人往往为非在田地主，并且与其他的爱尔兰人存在明显的距离。这部分人虽然数量极少，但在爱尔兰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拥有明显的政治与经济优势。他们只在东北部阿尔斯特地区的六个郡中占据多数，其祖先多为苏格兰血统虔诚的新教徒，是16、17世纪顺应英国政府移民政策移居此地的英国人。尽管统治阶层中也有地道的爱尔兰人，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英国化并开始信奉新教。
三个世纪以来，爱尔兰的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随着19世纪的演进，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加入了英国（1801年），但这一方案从一开始便遭到很多爱尔兰人的反对。1829年，英国政府给予爱尔兰天主教徒完全的政治权利，并在爱尔兰推行19世纪的一系列改革。然而，这一切仍未能满足那些希望分离的爱尔兰人，并且很多人怀有的不满，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全国性“马铃薯危机”后，转变为明显的仇恨。100多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及相关的疾病。幸存者指责伦敦政府没有?取应有的赈灾措施，其中的100多万人带着他们的愤怒移居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
政府随即实施了进一步的改革，但仍未能消除众多爱尔兰人追求自治的渴望。尽管出现了时断时续的暴力冲突及政府的报复性打压行动，但自治运动仍处于无组织状态，而这一重任最终将由查尔斯·斯图尔特·巴涅尔（Charles Stewart Parnell,1846—1891）承担。巴涅尔是一个美籍英国新教地主，将爱尔兰自治当做自己的事业。他组建了爱尔兰民族党，并于19世纪80年代成为真正的“爱尔兰无冕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