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献 记 载
比阿特利丝·韦伯：关于“我为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比阿特利丝·波特（Beatrice Potter）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位知识分子成员，她是费边社会主义者和行政官员悉尼·韦伯(Sidney Webb)的妻子。在《我的学徒生涯》(My Apprenticeship)中，波特回答了“我为何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我简单描述一下我在转向社会主义过程中经历的几个阶段。
我对伦敦东区生活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聚集于19世纪商业和工业中心的大批人口，因地主和资本家榨取高昂的租金与利润经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与道德上的堕落。在我看来，导致这些恶果的诸多因素诸如低薪行业中的低工资、长时劳动、卫生条件恶劣以及码头工人的长期失业等，可以通过颁布相应的法规及工会的压力得到缓解或杜绝。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体力劳动者只要能够找到工作，就可以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改革因此首先需要背离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个人主义传统，并以共同体利益为基础对地主和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实施全方位的控制。
然而，在我看来，无论国家的规制与工会的介入多么深入并富有技巧，都无法摆脱周期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萧条不断加剧的困境。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萧条意味着过度劳作与失业的交互打击，而这一切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投机及有产者对利润的疯狂追逐所致。另一方面，“人不能仅靠面包维持生存”。虽然资本主义政府也不得不承认部分“社会主义”举措的合理性，例如基于税收并对公众开放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花园以及对老年人、弱者及被迫失业者的救助等，但其迟缓的反应既不能阻止种族的不断退化，也难以改变私有制不堪革命冲击的命运。使每一个公民合法拥有维持文明生存的最低条件，因此成为我转向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基本认识。
截止到20世纪初，费边主义的影响得以不断扩大。依靠部分劳工选票来维持多数的自由党，因此通过了很多有利于工人的重要立法：承认和平游行、工会基金的合法性以及雇主对意外事故的补偿责任（均在1906年）；国家财政支持适度的养老金（1908年）；健康与失业保险（1911年）以及最低工资标准的法规（1912年）。自由党推进社会立法的动机在于抢占工党的立法主导权，但从长期来看，绝大多数工人选民倾向于支持工党。由此开启了自由党漫长的衰落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趋于瓦解，其右翼最终倒向了保守党，左翼则投入了工党的怀抱。
然而，作为自由党的一个分支，帝国主义自由党人不甘接受日益衰落的事实。张伯伦曾是这一派别的主要领军人物，但他最终却倒向了其对立派。1901年，费边社与坚定的自由党人结成了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旨在追求民族利益的新的民族政党。随着自由党的进一步分裂、衰落，以及为聚拢其追随者以反对工党的崛起，这一新派别更多地是一个联盟，而不是两党体系内一个功能完备的政治整体。然而，它在一个问题上（也有特色鲜明的例外情况）仍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即大英帝国的重要性。正如一位议员（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哈尔福德·J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所言，自由贸易将保护帝国主义。他坚持英国应成为一个“组织者”和工人的国家，身处其中的工人阶级怀有的爱国主义情结，将会促使他们意识到，其主要的使命就在于实现国家的目标。
历史学家乔治·丹泽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出版的一部颇具争议的作品中，将英国临近一战的年代描述为深陷“动荡”的时期，其广度与深度均超出了单纯的政治范畴，并切实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机体。尽管那个时代的普通人较之我们更缺乏经济学知识，但所有艰难谋生的人都切身感受了货币贬值的严重后果。在这些年里，伴随着英国工业垄断性优势的日益丧失，收入也随之明显下降，并危及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而处于收入阶梯底层的工资劳动者显然感受最深。在一个工会组织（工会原本完全由技术工人组成，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及无技术男性工人也加入了工会组织）较为健全的国家，经济滑坡不仅引发了提高工资的强烈呼声，而且导致了遍及整个工业领域的罢工潮。“劳工动荡”虽然因战争的来临而结束，但为劳资纠纷而浪费的时间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维多利亚时代劳资间的和谐荡然无存；组织起来的工人更加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大型工会组织间建立伙伴关系，以期在未来的行动中进行合作；不称职的工会领导人受到了普通工人的挑战。然而，这一困难时期最重要的副产品，是社会主义者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崛起。1926年，英国经历了唯一的全国总罢工。这一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后来证明是一场失败），很大程度上是1910至1914年劳工动荡影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