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神权君主制
凡尔赛宫是法国的象征，路易十四是法国的化身，令人十分羡慕并意欲效仿的法国也是历史上神权君主制的最好范例。也许路易从未真正说过：“L’état c’est moi”（“朕即国家”）,但是，这句话清晰地概括出路易对自己角色的确信。在理论上，路易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或至少在法兰西是这样。他不是由法国人选出的，也不是通过武力获得王位的。确切地说，上帝在他出生之时就给他指定了一个位置，成为在10世纪统治法国的国王休·卡佩（Hugh Capet）的合法男性继承人。作为上帝的代理者，他的话就是最终决定，挑战它就是挑战上帝的安排，违抗它是一种宗教冒犯，也是一种政治过错。因此，神授权利的起源是高卢主义（Gallicanism）的一种逻辑延伸，这种主义寻求将罗马教?对法国教会的干涉限制在纯粹教义之事上。
在某些方面，为神权君主制辩护的理论可回溯到中世纪，它认为政府的正确决定不是通过试验和讨论取得的，而是通过“发现”存在于上帝对万物安排中的权威答案来取得的。在其他方面，这个理论是“现代的”，或者说是具有前瞻性的，因为它来源于对忠诚于民族和增加民族主义感的期望。亨利四世、黎塞留和路易十四设法将所有的法兰西居民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民族体。但是，那个时候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精英事务，精英的意见在国家事务中独具价值。因此，尽管宫廷和法兰西学院创作了一种精炼的法语来替代贵所说的方言大杂烩，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路易十四在意农民说何种语言。虽然如此，国王的大臣们还是试图将国王塑造成法国共性的象征。国王征税、增加军队，并千方百计地影响臣民的生活。法国人必须相信国王有权做所有这些事情，他正在做的事情是为了他们，而不是针对他们。
神权君主制包含着臣民无条件服从的必然推论，因此，它是现代中央集权民族国家成长中的一个要素。它是一种诉诸古老的神学思想的制度，如《圣经》中对人们要服从统治者的忠告：“统治者是上帝的指命。”但是，它也受到较新思想的启发，这种思想将人们共同束缚在一个生?性的、有效率的、可靠的国家之中。很自然地，这个制度在实际中并非完全对应于它的理论。路易十四并不就是法国国家（French State），他的统治在那个词语的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绝对的。简单地说，他不具有严密控制其臣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的物质手段，但他的政策会带来相应的繁荣或苦难、和平或战争，从而影响臣民的日常生活。路易十四凭借他个人的权威，会尽力将那些如雅克·波舒哀（Jacques Bossuet，1627—1704）主教一样的人的理论付诸行动，这位主教为论证君权神授理论正当性的世界历史（universal history）提供了知识基础。
随着时间的?移，反对这种思想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于各种宗教信仰，而是来自于贵族，所以法兰西和英格兰的贵族统治在17世纪都出现了危机。贵族阶级被整合进新的国家机器中的程度在现代欧洲的发展中是极为重要的。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西班牙和中欧领地，古老的贵族阶级一般接受国王的新力量，但维持着许多特权和所有旧时的高贵身份。在普鲁士，他们被比较成功地整合进新秩序，成为国王的仆人，但具有完全高于中产阶级官僚的社会地位。在英格兰，贵族阶级同国王达成了一项独有的妥协。在法兰西，佩剑贵族丧失了大多数主要的政治作用，但是，他们被允许保留会和经济特权，以及国王军队中重要的军官角色。
削弱旧的法国贵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力的过程，早在12世纪就已开始了，并由于16世纪的宗教战争和内战而大大加速。在16世纪晚期，大量的贵族，也许差不多半数的人，主要由于完全反对国王，已经成为新教徒，尽管许多贵族不久又改信天主教。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的统治时期，增加对平民的任用来管理国家，所任命的职位从国家的主要大臣到监督官，再下至地方行政官和法官，从而完成了这一过程。这些平民通常被提升为穿袍贵族，起初没有佩剑贵族的社会声望。但投石党运动已经表明，这些新贵族不?被看成国王的忠诚拥护者，在旧的贵族中，他们引起了鄙视性的妒忌。尽管有的时候贵族能够团结起来，但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他们未给国王造成严重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