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到如下的结论，史诗中的特洛伊部分描写的是公元前13世纪的历史状况，而与公元前13世纪以后的情况无关，换言之，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这一章是根据特洛伊战争奇迹以及战争刚结束时完成的章节创作的。它是青铜器时期社会状况的真实记载。
有关亚该亚（Achaean）的章节也毫不逊色，当时的力量分布与古代和古典时代不同。迈锡尼、提云斯、皮洛斯是几个重要的城邦中心，后来它们都变成了小村庄。因此，这不可能是铁器时期历史状况的真实描述。当然它也并非虚构，考古发现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这些篇章所描述的一些细节与晚期青铜器时代的历史情况相一致。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可以推断出其中作品的最早创作年代大约是特洛伊战争前三十年。例如，底比斯的下城被转而称为底比斯，而底比斯城本身在特洛伊战争前三十年被埃匹戈尼（Epigoni）的远征军所毁灭。而带领船队到达特洛伊特勒波勒姆斯（Tlepolemus）在罗德岛上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因此，《伊利亚特》中有关亚该亚的章节是从早期的民间诗歌为基础而创作的，这些创作于特洛伊战争刚结束时的诗歌描写了当时那个时代的情况。
有一些学者认为，有关亚该亚的章节在古代及古典时代曾经过后人的增删和修改。关于进行这种修改的动机并不存在争议。当希腊的政治家向邻邦提出领土要求时，他们会像引用《土地调查清册》一样信心十足地引用《伊利亚特》中的有关章节。然而，这种信心表明希腊人并不相信它曾经被人修改过。而且，书中内容与考古发现的一致性表明它并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改动，而且，书中表现出的爱奥尼亚、雅典、多利斯民族，甚至爱奥利亚人的非重要性也向我们证实它没有经过大幅地增加和修改。人们往往容易忘记那些从青铜器时代一直被保留到古典时期的大量英雄史诗和地方的神话传说。这些诗歌和传说故事对于保证像《伊利亚特》这样的篇章不受更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雅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雅典的政治和文学上的重要地位使它本可成为窜改者得天独厚的题材，但是雅典的地方传说表明雅典的强盛时期是提修斯（Theseus）时期，而不在特洛伊战争时期。只有当地方传说失去权威性时，欧里比得斯（Euripides）才得以在他的《伊芙琴尼亚在奥立德》（Iphigeneia in Aulide）中，把荷马史诗中雅典的统治者米那索斯（Menestheus）换成提修斯的儿子，并在书中提到了许多有利于希腊的情节，即使是这样，这些改动也没有为荷马史诗中的章节所接受。这些被古代亚历山大时期的学者雅典化了的篇章一般并不涉及具有一定政治性的题材，而像描写萨拉米斯（Salamis）战舰与雅典战舰并肩作战情节的那首短诗，在亚历山大时期学者的作品中非常罕见。这首诗与荷马史诗特洛伊章节中的两首一样，很明显是窜改过的作品。
作为晚期青铜器时代的史料，荷马史诗中有关亚该亚的章节包含非常有趣的内容。各个舰队的组成和规模有很大的差异，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由阿卡曼侬（Agamemnon）一人率领的由十一个镇的船只组成的联军来自一个相互之间联系紧密的地区。然而，由四个统帅带领的布拉希姆（Bprasium）和爱丽斯的舰队却来自一个政治上组织涣散的地区。雅典只派来了由八十只船组成的一个舰队，而色萨利派来的却是九个船队，一共二百八十艘船，即使是从陆上力量的角度看，雅典和色萨利之间这种力量的不均衡，在拉米亚战争（Lamian War）前是不多见的。在那次战争中，雅典失去了它以前几个世纪中所具有的活力。组成联合船队的不同民族的名字也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像“雅典”、“克里特”“罗德岛”这样的一个城市和岛屿命名的联军，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个居住于各地的民族的统称。有一些民族没有一个统称，例如像阿卡曼侬、第奥米德（Diomede）、普洛忒西拉俄斯（Protesilaus）的追随者们，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似乎只是一个君主，这样民族在短期内拥有一个相同的称呼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一些民族的军队是以部落命名的，但是他们的团结是以种族，而不是以居住地点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