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官僚对于土地的特权及乡绅的专横明朝不独诸王分封田地，就是勋戚、宦官也有庄田，多至三百三十二处，占地三万三千余顷，至于公侯大臣的庄田，一般说来每家也有一百顷田地。官吏豪绅并享有特权，凡"官员之家有田地者，除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其所纳的租税，也很低微，所谓"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因之那些乡绅地主们，无不与当地官吏上下其手，互相勾结，用巧取豪夺的手段，大量吞并人民的田地。农民们有的地去而税存，有的虽然没有租税的担负，但仍要充当徭役；甚至农民们私有的车船骡马，也被地主土豪掠夺了去，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为着生存，不致再受更惨痛意外的压榨，只有卖身投靠，去当乡官豪绅的家奴和佃农，或被排挤出农村，四处流亡。这种社会两极化的现象，到了这时更为普遍；例如万历年间南直隶的大地主，占田有多至七万亩者；陕西韩城也有占田万亩，雇工数百人的大地主；尤其是长江流域富庶的地方，像江浙的苏州、杭州，湖北的黄梅、麻城，大地主家里的佃户和家丁就有三四千人。松江、昆山一带的地主豪绅家里养着戏班子，例如唱昆曲著名的大地主魏良辅家中，就有歌童千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更突出的如最有名的书画家董其昌是松江华亭的恶霸地主，他的子弟家人，抢夺乡民财产，霸占良家妇女，以致引起当地人民的公愤，大家公议把他抄了家，焚烧了他的房屋。当时民谣是"若要柴米强（便宜），先杀董其昌"。足见农民对于地主阶级怀恨之深了。
上面所述的皇帝、皇子、皇孙、官僚所掠夺并吞的田地，在明朝叫做"官田"。孝宗弘治十五年全国的土地共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这时"官田"和民田的对比，约占七分之一。后来历年兼并的结果，"官田"数目大大地增加起来，据明末的顾炎武《日知录》说："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非）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又说："吴中（苏州松江）人民有田的占十分之一，替人佃作的占十分之九。"其他地方，也可以类推。农民已经没有田地，再加上地主豪绅们田赋，差役的转嫁，高利贷的盘剥，只好卖儿女、卖妻子、卖自身最后出于流亡，所谓："初为流民，继为流寇，蔓延全国，不可收拾。"这就是说人民到了死亡线的边缘，不能不起义了。于是在河北、山西、陕西最荒旱困苦的地方，就激起了农民的大暴动；在长江流域就出现了所谓"奴变"。很快地各地农民都相继起来，投入农民起义的大波澜中，声势更为壮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