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厨房忙完了一阵子，然后给两个火桶盛上许多木炭，招呼媳妇和孙子坐着房间里一边烘火一边看电视。母亲说弟弟一家人在上海也很好，可惜过年车票没买到，要正月才能回来了。她回忆2000年到温州的情景时说，温州真热闹，高楼大厦，车来车往，还有那鱼丸汤真好吃，可惜她住不习惯……
一家人两三年才团聚一次，母亲可高兴了，话闸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做梦也想不到你能在温州买房子，这打工也算是出头了。你小时候放牛砍柴吃尽了苦头，7岁那年夏天住在祠堂里还差点被蛇咬死，没想现在也有翻身的日子。”
“妈，我想把户口迁走……”我轻声说，不敢看母亲的眼神。
“真的？那你们不就是温州人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在人前做人也就不用再低头了。”母亲依然开开心心地说。
我理解母亲的意思。她说的低头是因为我家长期贫穷而导致的心理上的自卑。是啊，多少年来，母亲为了这个家，尽管腰杆挺直，可生活的重担一直压着她不得不处处低头做人啊！但我也知道，母亲嘴上那样说，心里还是很不舍。我把户口迁走，就意味着把自己与故乡的“根”给切断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就成了故乡的局外人了。我的心莫明其妙地惆怅不安起来。母亲轻轻地叹息了声：“你们成了城市里的人了，俺心里再也没什么担忧了。只是你们回来的次数恐怕越来越少了哦……”
我被母亲的话弄得心情压抑起来。母亲见我不说话，先打破沉默：“你开车累了，早点休息吧。你和根娣、康儿睡红床，被子老早就洗干净了。俺睡柴屋里。”
母亲说的红床，就是我家那张红木床。它像个微型的房子，四面都是红木板，正面雕有古代戏剧里的人物故事，因年代久远，朱红漆早已斑驳脱落，红床其实早已是黑不溜秋的“黑”床了。小时候冬天的晚上，母亲把火桶里的木炭盛很多，好让我和妹妹弟弟围坐在上面取暖、写作业。母亲则坐在红床的床沿上，手上纳着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母亲就像一只把小鸡捂在羽毛下的老母鸡，生怕我们姊妹挨冻受饿。弟弟小时候爱尿床，因此母亲冬天从来没有睡过暖和的被窝。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哼几句永远不变的调子：北京的金山上太阳放光芒，毛主席就是那红色的太阳……
现在老屋里的板凳、餐桌、箱子和柜子，所有的家具都更换过，唯有这红床还保存着。母亲平时都是睡红床，我们回来了，母亲就把红床腾出来。她可能觉得，红床永远是她的儿女们成长的摇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