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80年的经济和公共开支的讨论不断地见诸报端，出台的所有决定都会被视为某一方或者是另一方的胜利。伯纳德·因格海姆告诉我，事实证明在这种环境下，要传递一种团结一致的信息是不太可能的。1980年，伊恩·吉尔默和诺曼·圣约翰·史蒂华斯曾对公众发表过一系列的演讲和讲座以阐述货币主义的缺点；他们认为货币主义绝对不是保守党的思想，而是外国的一种教条；但是，为了避免被人们指责为不忠诚，他们还会说一些虚伪的话来恭维我和政府的政策。11月，伊恩·吉尔默在剑桥发表演讲时声称，英国正在建设一个"装有发条的橘子"[2]的社会，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互相疏远并且在遭受苦难，听起来就好像英国正处在那个"不满的冬天"里一样。
民众对政府的总体印象本来就很混乱，而企业的领导人们也在为此推波助澜：同一个月，英国工业联合会的新任总干事承诺要与政府的政策"放手一搏"；不久之后，在会见工业联合会的代表时，我高兴地对他说，他的"手"表现得还不是很明显。然后，据说吉姆·普莱尔又在12月敦促我们不要使用"学术研讨会"这个词。但最令人震惊的言论可能是已被广泛报道的、约翰·比芬说的话（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说这样的话）：在保守党的议会财政委员会里，他承认自己对我们的中期财政战略没有什么热情；他这位财政部的首席大臣虽然正在公共开支领域执行这一战略，但却没有取得成功。难怪当我在那个月晚些时候会见1922年委员会执委会的人员时，他们对大臣们所做的努力评价那么低。我当然也很赞同这一点。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大臣们的表现了：一些大臣正在试图质疑这一战略本身。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了。
圣诞节的假期让我有时间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认为现在是应该改组内阁的时候了。唯一的问题是，对内阁进行有限度的改组能不能足以使天平倾向支持我们的经济战略的方向，或者说是否需要对内阁进行更大程度的改组。我决定采用前一方案。
1月5日星期一，我对政府进行了改组。首先是诺曼·圣约翰·史蒂华斯，我让他离开了政府。失去诺曼让我觉得很可惜，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让他不得不离开政府。他有着一流的头脑和机敏的智慧，但对待政治原则极不慎重。他以政府的政策为代价乱开玩笑：从私下的谈话到在下院的闲聊，再到报纸的头版。另一位离开政府的是安格斯·莫德。他才智机敏，颇得我心，但他觉得现在该是放弃主管政府信息工作的财政部会计长这一职位回家写作的时候了。我调约翰·诺特到国防部代替弗朗西斯·皮姆，因为我确信这个部门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财务并注重效率的人。我把约翰·比芬调到贸易部取代约翰·诺特，并应杰弗里·豪的要求任命利昂·布里坦为财政部首席大臣。利昂·布里坦是杰弗里的一个亲密朋友，极为聪明而且勤奋，他的机敏思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当我们在野的时候，他就是党内负责权力下放问题的发言人。贸易和工业部也新来了两个很有天赋的国务大臣以支持基思·约瑟夫的工作，他们是诺曼·特比特和肯尼思·贝克。我们还是反对党时诺曼就与我亲密合作过。我知道他是完全支持我们的政策的，对我的许多观点也很赞同，而且是议会下院里一个破坏性的斗士。肯尼思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发展信息技术，而这项任务也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政策拟定者的天才。弗朗西斯·皮姆负责宣传政府的信息，同时还兼任议会下院的领袖。但后来几个月的事实证明，宣传政府政策这一任务对他来说有些勉为其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