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的两年里，主要的争论集中在三个相关的问题上：货币政策、公共开支和工会改革。那些"窝囊废"们争论说，因为我们奉行了教条式的货币理论，即通货膨胀只能用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来控制，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衰退期中挤压经济。他们说，这种教条主义只会阻止我们使用实用的经济政策工具（如价格和收入控制等），并迫使我们在应该增加公共开支的时候削减了公共开支--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所说的那样，当经济缺乏需求的时候，应当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需求。
内阁中争议最大的也是公共开支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我和杰弗里·豪奉行的路线有不同观点的人并不是在反对我们整个的经济战略并认为它是教条主义者的货币主义，而是在试图维护他们各自部门的预算。形势很快就变得清晰了：我们在1980年3月宣布的公共开支计划太过乐观了。特别是，我们预期国有化行业能够扭亏为盈的情况将不会出现，各地方政府还像以往一样过度开支。事实证明经济萧条的情况比预计的更加严重，从而增加了我们在失业及其他救济方面的开支。1980年第一季度，政府的借款数额非常巨大。另外，国防大臣弗朗西斯·皮姆也在要求增加国防部的现金限额。
我们决定，在7月10日就1981～82年度的公共开支计划进行第一次集体讨论之前，在1980年7月3日先召开一个内阁会议讨论总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目标是让那些讨要开支的大臣们明白开支控制失败将会给税收造成的全部影响，还要澄清有关通货膨胀的争议。报纸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相关的内容，各个压力集团也在关注此事。但是，对于把我的同事们的态度转变成为现实主义这一目标，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杰弗里向内阁描述了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现在已经变得多么艰难。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石油价格翻了一倍；以吉米·卡特领导的美国为首的全世界正在进一步走向衰退。虽然英国1980年实际产出的下降远低于预测，但结果可能会使1981的产出比预测值下降得更快。通货膨胀在减缓，但减缓的速度还难以满足我们的期望。因此，公共开支和下一年度预算的背景也很暗淡。杰弗里介绍完情况后，大家开始讨论。一些大臣主张通过扩大公共开支来解决失业问题，也有一些大臣主张奉行审慎的政策。在总结发言中，我重申了目前的战略，指出了继续限制公共开支、减少公共部门工资的增长以使政府借款和利率下降的必要性。在总的开支计划中，我更优先考虑解决失业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问题。第一轮的讨论对我和杰弗里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