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政府内外的争论还在继续。那些"窝囊废"们虽然以各种不同的歪理来争论，但核心的观点却一直未变：花更多的钱，借更多的钱。他们常常争论说，我们需要在就业和工业计划上付出比我们的计划更多的公共开支，否则经济衰退实际上也会让我们不得不花掉同样多的钱。但他们的观点并没有摆脱这样的事实，即额外的公共开支，无论它们将花在哪些领域，都必须有其来源。而这些"来源"意味着向私营部门的个人或者企业征税；或者借款，从而使利率升得更高；或者多印钞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还有一种观点让我认为同样必须加以抵制：有人认为应当把我从削减欧共体预算份额中节省下来的钱用于额外的公共开支。但是，为什么这些人认为把钱花在公共开支上要比花在私营部门更好呢？为什么我费力从欧共体那里节省下来的钱要自动地用来满足英国公共部门的几乎是贪得无厌的胃口呢？因此，我决心要确保内阁批准在前一年的白皮书中确定的1981～82年度的公共开支总计划，其中已经减去了我们在欧共体预算中削减的份额。
7月10日，在内阁讨论公共开支计划的会议上，我们之间的这些根本性的分歧变得更加明显了。一些大臣争论说，应当允许增加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以满足亏损的国有化行业的新的需求。但是，就在衰退中应当增加公共借款这一观点而言，无论其在理论上有什么优点和缺点，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都已经过高了。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越高，我们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需要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人们借给政府必需的资金。如果走得太远而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就会有发生全面的政府借款危机的危险，即政府再也无法从非银行部门获得借款了。我们再也不能冒险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了。所以，我再次强调了固守公共开支计划的必要性；而在公共开支计划内，我们还会优先把重点放在协助就业上。
国防预算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们已经向北约做出承诺，使我们的国防开支每年增加3％。这一承诺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向苏联人表明我们决心阻止他们赢得由他们挑起的军备竞赛；但从另外两个方面看，这一承诺却不太让人满意。首先，这意味着国防部在购买昂贵的武器装备时很少有动力去做到物有所值；其次，3％的承诺意味着英国的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大大高于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发生这样严重衰退的情况下，英国的防务负担是不公平的，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国防部的预算控制也存着问题。到1980年底时，国防部已经突破了为其确定的现金限额--由于工业形势低迷，供应商们完成政府订单的时间比预计的要早。
随着1980年冬天的到来，经济上的困难和政治上的压力都在积聚和增加。我们原来估计，用我们战略中的第二个因素--货币供应量来严格控制公共开支可能会稍微容易一些，但事实并非如此。9月3日星期三，我和杰弗里·豪碰面讨论了货币政策。那些数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用英镑M3来衡量，与我们在3月份的预算中确定的中期财政战略的目标相比，货币供应量上升得太快了。很难得知其中有多少是我们1979年取消外汇控制所造成的结果，又有多少是由于我们决定让英格兰银行取消其对银行贷款的限制这一"束胸"造成的结果。货币分析家认为，这两项解除限制的措施都误导性地使英镑M3的数值膨胀了[1]。正如2月1日星期日我在接受布莱恩·沃尔登采访时所说的那样：
一件束胸只能掩盖下面的膨胀部分，而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当你拿掉这件束胸，你会发现膨胀变得更加糟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