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首相之前，我已经进行过许多政治性的外访，在不同的时机分别访问过苏联、美国、德国、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我喜欢出国访问--有那么多的相关材料要阅读，那么多有趣的人们需要会见，而且我们是在做有用的工作。但是，担任首相之后再出国访问，那种体验当然就完全不同了：无论走到哪里，都有那么多高度专业化的顾问团队陪伴左右；行程通常安排得十分紧凑，会见的也都是级别对等的政府首脑。
让自己熟悉和适应这个新角色并不容易：刚上台执政不过几个星期，我就必须面对英国在欧共体预算中负担过重这一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置身困境并进行艰苦的讨价还价，需要使用的外交技巧也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即使是在早期，在欧共体内引起争论的也不只是我们的预算负担问题。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欧洲的未来，各国的观点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就在我上台执政之后不久，举行了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当时，欧洲议会的正式名称为"欧洲共同议会"，这个名字也许更能准确地说明这一组织的角色的局限性。）在竞选期间，我曾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了自己的观点，我把欧共体当作一支自由的力量：
我们信仰一个自由的欧洲，而不是一个标准化的欧洲。如果减少了成员国的多样性，就会使整个欧共体陷入贫穷和枯竭……
我又继续说：
我们坚持认为，欧共体的制度应当能够促进整个大陆上的人们的自由。绝不能允许这些制度缩减而成为官僚体制。无论何时，如果这些制度不能扩大人们的自由，那就应当受到批评并恢复其平衡。
但是，欧共体内总是存在着一种相反的潮流--干涉主义者、保护主义者，最后是联邦主义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两种关于欧洲未来的相反观点之间的对立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它从来都没有深入事件的深处，这一点我一直都非常清楚。
我也非常关注欧共体的另外一个特点，即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密切关系。从最初期开始，这一特点就非常明显，而且一直在继续发展成型，从而削弱了英国对各种事件施加影响的能力。虽然两国的这种亲密关系从表面上看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吉斯卡尔总统和施密特总理，或者密特朗总统和科尔总理--但事实上，这种关系从历史和长期利益的角度来考虑更能解释得通。长期以来，法国一直害怕德国的实力，希望通过法国精英们的智慧把德国的实力导向有利于法国利益的方向。在德国方面，虽然它知道自己已经在财政和经济方面为欧共体做出了比其他任何成员国都大的贡献，但同时它也获得了回报：赢得了国际尊重并扩大了影响力。法-德的轴心关系将是我们需要长期考虑的一个因素，我在下文也会更多地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