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死了，死于熟读历史却未能真正理解历史。
晁错初从张恢学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再由伏生处得《尚书》真传，但观其所作所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他在骨子里还是一个法家。法家以严刑峻法治天下，通晓历史、熟知历代典章制度的渊源和变革，是成为申不害、商鞅、李斯、韩非子门徒的理论基础，以晁错的聪明必然对此等学问痛下工夫。
无论是《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论贵粟疏》还是“削藩策”，晁错在所有重大战略问题上都有着世罕其匹的深刻洞察，毫无疑问地拥有帝国第一流的见解。《举贤良对策》一文是晁错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抱负和绝对自信的体现，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组合被他分类成三个层次，上古时期的五帝的个人能力远超其臣下，因此亲自把握国政而臣属仅仅作为执行者存在；中古时期的三王的个人能力与其臣下不相伯仲，因此君臣协商处理国政；{26}近代的春秋五霸的个人能力远逊其臣下，因此君主垂拱而将国政一概委托臣属。晁错在隐约间已透露出，汉家天子与自己应被归入第三种君臣关系之中，其狂傲之气可见一斑。贾谊死后帝国最为聪慧的头脑与绝对的狂傲自负结合，构成晁错力主削藩最深层次的思想动力。
然而，晁错并未真正理解历史，他看清楚削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却毫无策略性，他的死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获得极大的同情，但在本质上讲可谓咎由自取。事实上，景帝对自己的老师绝对信任，甚至为了这种信任不惜与满朝公卿决裂，晁错拥有一切条件和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惜晁错只能够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学生指出正确的方向，却无法提供切合实际的具体操作路径。在帝国生死存亡的关头，晁错无计可施，景帝没有义务陪同老师等待死亡的到来，他只能重新选择可以依靠的力量，当对方提出以晁错乃至其家族的性命为合作的条件时，他别无选择。
晁错削藩的政策主张是正确的，忠诚谋国为他博得了当时乃至后世极高的赞誉和极大的同情。参加平叛之战的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觐见景帝时，景帝问他，你在军中的时候，吴、楚听说晁错已死，是否有罢兵的意向？邓公回答，吴国造反蓄谋已久，不过因这次削藩引发罢了，打着诛晁错的旗号，其实本意不在于此。我现在担心的是，天下臣子再不敢为陛下进言献策了。景帝问是什么缘故。邓公的回答毫不客气，晁错忧国忧民，担心诸侯势力尾大不掉，所以奏请削藩，这是国家万年之利。刚一执行就被冤杀，这是封住了忠臣的口而替敌人报仇，我觉得陛下此事做得不够明智。面对如此冒犯，景帝没有生气，长叹一声承认失误，你说得有道理，我很后悔！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武帝即位后，朝廷大臣回顾七国之乱，都为晁错之死鸣冤惋惜。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召集的盐铁会议上，帝国精英正式肯定了晁错的削藩政策是“为万世虑也”{27}。
晁错的政治目标最终借助他人之手达成。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将几个叛国的土地分封给了许多皇子，景帝三年（前154）天下六十二郡天子自领四十一郡，另外十九诸侯王国中十七国各领一郡，江都国、庐江国各领二郡{28}，帝国中央从此赢得了对诸侯国压倒性的优势。国土已经被削减的诸侯王和新封的诸侯王，都受到帝国中央更进一步的强力控制，“景帝中五年（前145）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王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以及财政权收归中央，同时裁减了王国官吏编制规模，降黜了其秩位。
忠诚为国却力有不逮，必然导致晁错付出惨重的代价。晁错的父亲曾特意从颍川赶来劝诫儿子放弃削藩：“上（景帝）初即位，公（晁错）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的回答斩钉截铁：“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确实如此，确实是要削弱诸侯王的实力，确实已经引起了举国不满，但是不采取如此措施就不能确立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不能换得帝国万世太平。晁父未必会为儿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所感动，他看到的是大义凛然背后隐藏的危机：“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不久即饮药自尽，“吾不忍见祸逮身”。死在晁错之前。
家破人亡换来一个忠臣的赞誉，这是晁错遗产的一部分。他的三十一篇文章由班固收录在《汉书·艺文志》中{29}。
晁错的两个学生值得再次说明。景帝为度过危机牺牲了老师，由此看来，晁错向景帝传授“术数”，其实自己却并不懂这门学问。倒是景帝在关键时刻不介意杀死老师，说明他学成出师。有一位随晁错学习《尚书》的学生叫何比干，此人在武帝朝曾任酷吏张汤的属吏廷尉正，其六世孙何敞在东京和帝朝做到五官中郎将。
说到底，本质上晁错仍然是一个明于理而昧于事的读书人，在一定程度上和后世的王安石很相像。他的悲剧在于思想领先所处的时代至少五十年，操作能力落后那个时代至少五百年！
司马迁因为削藩政策毫无技巧的刚猛暴烈引起七国之乱，而将晁错归类为酷吏，因为爱惜晁错的文才，又不忍将他写入酷吏列传{30}，这算是一个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