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发平叛前夕，大将军窦婴明确向景帝提出起用两人：文为袁盎，武为栾布。袁盎与晁错一向不和，因此袁盎得到召见，本身就是景帝向公卿列侯示弱的姿态。袁盎觐见景帝时的一派胡言幼稚可笑，即使如此，他要求诛杀晁错的请求甚至都得到了景帝模棱两可的答复，这是景帝正式向满朝文武发出的妥协求助信号。
十几天之后，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上奏弹劾晁错：“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当共诛。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
这个奏疏可谓官僚集团向皇帝讨价还价的博弈范本。公卿列侯首先指出，七国造反乃是无道之举，应当受到天下全体臣民的一致讨伐，这就明确告诉景帝我们愿意出力平叛。紧接着弹劾晁错的对策，景帝亲自出征而他留守，这是离间君臣关系；打算将部分城池拱手送给吴国，更不是臣子谋国之行。
公卿列侯原本并不热衷削藩，窦婴甚至公开反对削藩，但现在弹劾晁错却一句不提削藩决策问题，矛头指向在于晁错的应对措施不当，要置景帝于危险境地，又要割让城池给叛逆分子，实在是大逆无道。这其中的巧妙颇值得玩味，无论晁错是否建议削藩，最终的决策毕竟还是景帝作出的，揪住不放就不免将景帝也一并否定，因此绝不能弹劾削藩决策本身，这样就保住了景帝的权威。奏疏最后要求诛杀晁错全家，这是公卿列侯向景帝开出的交换条件。
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奏疏的实质内容，公卿列侯明确削藩决策已经是既成事实，承认景帝作为决策者没有任何错误，也就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但是鉴于公卿列侯一开始并不赞成削藩，而景帝偏听偏信晁错一意孤行造成今天的局面，作为对景帝的惩罚必须找出替罪羊晁错予以严惩，如果景帝愿意满足这个要求，作为交换，公卿列侯将全力以赴为景帝平定叛乱。
景帝看清了朝廷的力量对比后选择妥协，制曰：“可。”尚且蒙在鼓里的晁错，被景帝与公卿列侯达成的私下交易出卖。朝廷派中尉将晁错诱骗出门，穿着朝服的他被腰斩于京师东市，这天是景帝三年正月壬子（前154年3月6日），吴王起兵第八天。
此时的景帝，对大局依然糊涂。
吴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不假，但是造反一途自古以来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选择就必须走到最后，或者成功，或者失败，绝无第三条道路可供选择。即使景帝真的打算抹掉这段反目成仇的记忆，与造反的诸侯王重新回到削藩之前，并保证绝不秋后算账，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叫吴王相信他的诚意。如果景帝寄希望于杀死晁错换取诸侯退兵，只能说明他的政治幼稚与低能；如果景帝杀死晁错为的是换取朝臣对他的支持，这样的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还能勉强算是帝王的诡诈。但不论是哪一种考虑，晁错本身成为悲剧，却已经是事实。
公卿列侯压服了景帝，安抚和镇压一文一武两方面的工作，随即高速运作起来。
朝廷处决晁错并不是以他建议削藩为罪名，这样看来削藩没错，那么错就一定在吴王。如果要用晁错的命来换取吴王退兵，就等于说吴王没错，那么错就在削藩，可晁错并不是因此被杀。这样的悖论基本就决定了安抚绝无可能，但朝廷还是派出使者去尝试，如若不愿相信朝廷大臣都像景帝那样幼稚，唯一的解释是他们不过在装模作样糊弄景帝。
刚刚获任奉常的袁盎带着宗正、吴王亲侄、德侯刘通去面见吴王，宣布晁错已死请求退兵，被吴王拒绝后逃往梁国。安抚的策略已经不可行。
战场上的吴王兵锋尚锐，但败局已定。起兵之初吴王即迅速吞并了楚军，随后进入梁国境内，与景帝的亲弟梁王刘武交战。汉军方面，在荥阳集结起大军后，条侯周亚夫挥兵进入洛阳，继续推进到淮阳，采取其父绛侯周勃旧部邓都尉的策略，固守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拒绝与吴军主力交战，坐视吴、楚精锐与死守城池的梁王刘武厮杀，另派出轻锐骑兵抢占淮泗口（泗水入淮河之处，在今江苏淮阳市北），一举砍断吴军粮道。
吴、楚联军的推进速度，被逢城即攻的愚蠢策略延缓，困于梁国坚城之下毫无战果。粮道断绝后，叛军被迫放弃梁国转向周亚夫军寻求决战，被以逸待劳的汉军击败。吴王率千余亲兵逃向丹徒（今江苏镇江市东），进入盟国东瓯境内，不料东瓯王已被汉朝收买，将吴王斩首送至长安，吴太子刘驹逃亡闽粤。楚王刘戊兵败自杀。
济北王被其郎中令劫持，按兵不动。齐王反悔拒绝发兵。随后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合兵围攻临淄，汉将栾布、平阳侯曹奇率军赶到，解除齐国之围，四王伏诛，齐王虽未造反但参与策划谋反，畏罪自杀；赵王刘遂坚守邯郸到十月，被郦寄与平定齐地四国后转来的栾布合力攻破城池后自杀。
七国之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