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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源头，最早应当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延安。那时候许多沦陷区青年学生为了抗日，或者说走投无路，纷纷跋山涉水投奔重庆和延安。当时延安根据地尚处在艰难的发展时期，求贤若渴，从经济上看，陕北农村不仅不能同富庶的江浙沦陷区相比，甚至比起国统区西南诸省也有很大的差距。在这片备受干旱、风沙和贫穷困扰的黄土地上，青年学生头次看到中国人民背负沉重苦难同大自然也同命运顽强斗争的情景，头次不是从书本上阅读探讨而是直接走进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中间名副其实的一分子。
对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因为不论你愿意与否，你确确实实走进陕北，走进干旱和贫瘠的黄土高原。你必须学习劳动，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学习咽粗粮和同疾病、灾害以及一切困难作斗争，总之你必须学习同生存有关的全部常识。
这就使学生们不再热衷于夸夸其谈而是对中国国情和自身状况有了一个比较实际和深入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即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卓绝的第三个年头写下著名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指出：
“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2页）结论：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同上，第530页）两年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8页）这些文章后来成为指导新中国知青运动的经典著作和理论依据。
不管怎么说，作为特定时期的知识青年，他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从大城市来到延安边区和农村，以自己的知识、文化、激情乃至全部生命方式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救和反侵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选择了投入战争，也就是选择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革命成功了。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们是胜利者。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对回乡知识青年题词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转引自云南省革委会印发《毛主席语录》）“大有作为”无疑是一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热切期待，它至少表明，这一时期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的使命不是思想改造而是投入农村经济建设。这一重任不仅造就知识青年充满主动精神战天斗地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暂时确立了知识分子至少与工农地位平等的精神优势。
然而这年晚些时候，毛泽东同志接连发表了许多措辞严厉的讲话和文章。此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发生了一系列急剧而动荡不宁的变化。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山下乡就有了后来运动发展的雏形。这时虽然未明确提出“接受再教育”的口号，但是下乡政策已经由自愿转为强迫，下乡对象也变成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这些学生由于阶级路线的制约，唯一的出路是到农村或者边疆去当农民。这时的运动就带有半强迫和惩罚的性质。
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那个著名口号的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事物终于起了质的变化。此时一切经济活动和科学文化都无足轻重，重要的是长期坚持反修防修，社会主义不改变颜色。
从“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共和国青年运动的这一历史性演变本身决定了知青命运的悲剧结局不可避免。
至此，尽管农村天地依然广阔，而作为“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却注定没有可能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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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劳动生活开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经过长途跋涉的“北京五十五”背负重任风尘仆仆来到地处中、老、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大勐龙——国营东风农场疆锋生产队安家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