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盐市口中学管志东：
“我这人很特别，一脸苦命相，连瞎子都不肯给我算命。中学毕业，全班同学都激动万分，什么青春啦，热血啦，仿佛不是当知青而是去登月球。我怎么也激动不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是因为我家里太穷的缘故。
“我家十口，七兄妹，一个老奶奶，全靠父母工资生活。父母工资有多少呢？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相信：一共五十多元，人均五元三角三分。
“我从小没有穿过鞋，哥三个合盖一床棉被。大哥下乡把被子带走，就只好裹着棉袄睡觉。我头次穿鞋是一双木拖鞋，浴室外面拾的，鞋带用铁丝绑一绑穿在脚上。
“一九七一年建设兵团来招兵，按说我家里哥姐已经下乡两个，我是老三，该照顾留城。但是我还是毫不犹豫报了名。不是觉悟高，而是因为能挣工资。
“每月二十六元，你想想，这对于我们十口之家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收入？
“支边申请被批准那天，全家人都沉浸在一种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中。小弟小妹拖着鼻涕欢呼：噢，三哥要去云南吃包子喽！父亲吧嗒吧嗒抽着叶子烟说：老三，挣钱挣多了要节约，莫抽烟，你哥姐在乡下还要用钱。母亲一语不发，凑着昏黄的灯光为我缝一床旧被子。我清楚地看见她老人家眼睛里闪着幸福的泪光。
“那一晚，全家人都为我感到自豪，都为我能很快挣回一笔丰厚的收入而激动。于是我有生以来头次失了眠。我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对父母讲，但是什么也说不出，因为这些话语中最重要的一句谁都明白，那就是：
“儿子要出远门了，家里很快就要有好日子过了……”
管志东在边疆待够了八年零五个月才重返城市。现为成都某单位大集体合同工，月收入百余元。晚上伏案勤奋写作，也发表过几篇很生动的作品。
成都文化宫中学曾宪：
“我至今珍藏一张支边青年乘车证，那是二十年前我们这批人到云南去的历史见证。
“我从小很自卑。我家里是黑五类，父母都是管制分子，我们子女就是小管制分子。我从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奢望老师表扬，不敢奢望加入红卫兵和入团入党。如果说父母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渣滓，那么我们子女就是学校里的渣滓。
“毕业那年，建设兵团来成都招兵，看见同学们个个兴高采烈，我像条小狗似的躲得远远的，只有羡慕的份。当时工宣队宣布：到边疆要政审，要挑选根正苗红的人支边。我不在乎艰苦不艰苦，下乡不是同样艰苦么？关键问题是支边表示组织信任你，表明你不再受歧视，咱这样的狗崽子，谁不在乎这个呢？
“于是我为了取得与同学们一道支边的资格，更准确说为了转变自己的阶级立场，我咬破手指写了一份血书，宣布从今后彻底背叛反动家庭，与父母一刀两断，到边疆去脱胎换骨，走一辈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还将自己名字改为‘曾向东’，表明死心塌地干革命的决心。
“我的血书轰动学校，很快又有许多人效仿，到后来成都各中学都出现写血书热。写血书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只有借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向组织表明自己无法言喻的决心和愿望。后来工宣队和云南来的解放军同志被我们的行为感动了，终于批准我们的要求。
“父母并没有责怪我。父亲抚摸着我的‘乘车证’，百感交集地对母亲说：好，好，宪儿是兵团战士了，我们要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当时我根本无法理解父母的感情，我一心想快快脱离这个罪孽深重的家庭，到边疆去穿军装，从此我将挺直胸膛重新做人。因为我将是一名光荣的兵团战士而不是那个任人侮辱的黑五类狗崽子……“这个天真的梦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出身就是出身，就像遗传基因一样无法改变。无论你怎样努力，但是刺在你脸上的耻辱烙印却永远没法抹去……“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每当一想起他们那种百感交集的模样和欲哭无泪的话语，我的心都要碎了。我曾经背叛并伤害过他们的感情，我将对此内疚一辈子……”
曾宪在边疆加入了共青团，担任团小组长。一九七四年因工作过失，“老账新账一起算”，判一年监外执行。现在成都某仓库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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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春，仅四川成都、重庆两市先后动员初中毕业生四万二千人到云南支边，另有十三万五千人下乡插队。这批初中生实际学历为小学五至六年级，许多人甚至不会正确书写一张请假条或者一封家信。他们中间，年龄最大为十八岁，最小只有十四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