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里是工人，虽然是红五类出身，但是没有后门当兵。那年头谁不想当兵啊！尤其女生，红领章，红帽徽，国防绿，大街上一走，别提有多神气。我这个人平庸，不会跳舞唱歌，又没有专长，眼睛还近视，就是全校都招兵恐怕也轮不上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不想当兵。不管怎么说建设兵团也是解放军，听说还发军装，发枪，吃伙食团，月月发工资，比当工人也不差。我大哥在凉山插队，干一天活值八分钱，谁的青春这么不值钱？
“我父母没文化，感情特朴实。听说建设兵团来招兵，我又决心要去，二话不说，坚决支持。学校工宣队立刻把我树为典型，开动员大会时还把我父母请来坐在主席台上，介绍送女支边的先进经验。两位老人从来没有在人前出过众，所以他们特别为自己的女儿自豪。临行，父亲把一本《毛选》揣进我的书包，郑重其事说：玲儿，我们把你交给党，你可不许给爹妈丢脸呵……“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我们那时的信念绝对是真诚的。后来过了许久我才明白过来，真诚往往最容易上当……”
胡玲在边疆第七年时摔坏了腰，病退回城，在残疾人福利工厂做会计。至今独身。
重庆北碚中学郎晓菲：
“我有一个很光荣的家庭，父母都是革命干部。父亲参加八路军只有十六岁，就扛枪打日本，还负过三次伤，所以父亲一直是我心目中效仿的榜样。我从小的志向是当一名解放军女战士，雄赳赳，气昂昂，做一个董存瑞黄继光或者刘胡兰那样的英雄。初中毕业，建设兵团来招兵，那年我正好十六岁，父母都在‘五七’干校劳动，参军无望，就决定到边疆去干一番事业。不料母亲赶来阻拦，父亲也不同意我离开重庆，理由是我是大姐，下面两个弟妹年龄尚小，需要我负起责任。当时我情绪很对立，认为父母自私，不以革命利益为重。我想你们当年不是背叛家庭出来干革命吗？为什么轮到你们自己做父母就那么保守，把女儿看做你们的私有财产？冲动之下，我毅然决然向校工宣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决心与家庭决裂，同父母的错误立场划清界限，到边疆去干一辈子革命。没想到这封公开信竟然被市革委当做典型材料印成铅字，后来又刊登在省报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我一夜间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中学生变成一个远近闻名的先进人物，反潮流的英雄。我由此很快入了团，到兵团又入了党，提了干……“直到过了好几年，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
“父母因此受到批判，两个弟妹无人照料，只好由母亲带到干校生活。艰苦的生活损坏了小妹的健康，简陋的卫生条件又未能及时挽救她幼小的生命，她于次年春天患肺炎死在干校的土坯房里。两年后父亲也由于健康状况恶化而病逝。临终前他一个劲儿念叨我的名字淌眼泪……“我的家庭为我的冲动付出了沉重代价，我将永远无法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郎晓菲现在是重庆某机关科室干部。她直接参与一九七八年底橄榄坝农场那场有名的游行风波，并因“煽动闹事”受到追究。
重庆十八中潘军：
“我当知青很偶然。本来我想去当兵，但是父亲说，你先下乡吧，等我情况好一点就把你弄出来。这样我就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这个人很实际，不像有些人，满脑子幻想，又爱冲动。你想想，当知青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当时学校工宣队把西双版纳说得天花乱坠，我就不相信，要是边疆比城市还好，干吗要动员那么多人支边，留在城里不就得了？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希望大失望就大。我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反正去混一阵，等老爹的消息。
“出发前，母亲为我准备两只大箱子，一只装衣物用具，另一只都是猪肉罐头……”
潘军只当了两年知青。他终于没有当成后门兵，而是被保送进大学当了一名工农兵学员。他是省委某机关处长，说话做事都很稳重。他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和一套装饰一新的三居室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