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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卫民在医院里再也待不住了。
这是一座简陋的农场医院，医院背靠场部机关，环境相当幽静：绿树成荫，流水环绕，却又零乱破败，蚊虫成群。由于医院建筑普遍采用油毛毡盖顶和土基砌墙的传统工艺，因此大多数病房都因热带暴风雨的长期侵袭而变得歪歪倒倒泥泞不堪。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妨碍医院成为泡病号的男女知青心目中的天堂。
数以百计的知青源源不断地挤满了所有的病房，然后继续进驻门诊部和医院所有的过道、走廊。医院由于知青的持续拥入而一扫死气沉沉的阴霾充满生机与活力。病号们天天聚集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打发漫长时光：你来我往，或者你不来我也往；访旧朋，交新友，串门聊天打扑克；举办各种形式的精神聚餐，搞出许多别出心裁的恶作剧；交流回城信息，每天举行次数不等的新闻发布会等等，乐此不疲。你很难指责这些享受公费医疗和病号待遇的年轻人虚度青春浪费大好年华，因为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在艰苦的劳动中程度不同地落下了肌体上的损伤：胃病、肝肿大、关节炎、低血糖或者妇科疾病。但是更大的创伤不在肉体而在精神上，因为整整十年过去了，知青的前途命运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因此他们才不得不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地打发属于自己人生中那些漫长而空虚的美好时光。
凌卫民就是这样住进医院并成为该院内科最有资历的病人之一。
凌卫民是上海南市区人，六九届初中生，原先在景洪农场跃进分场当割胶工，后调入分场小学做勤务。从外表上看，他属于那种家境优裕的有教养的上海人：瘦削，白皙，举止斯文，皮肤总也晒不黑。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技术员。凌卫民从小天赋聪明，口齿伶俐，父母对他一直期待甚高。不料小学毕业，便闹起“文化大革命”，理想变成噩梦，初中未毕业便到边疆当知青，一当十年。
在景洪农场上万名知青中，凌卫民一直是个小有影响的人物。虽然他的影响和知名度从未见诸任何报端和铅字材料，但是领导一提到他的名字却往往感到头痛。
一次在连队，营长要处理一个知青，众皆敢怒不敢言。凌卫民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营长恼羞成怒，喝令将他一绳子捆了，吊在房梁上示众达八小时。
还有一次赶景洪街，一群重庆知青与人发生冲突，当地人自恃人多势众，将知青围在街当中棍棒交加。这天凌卫民本无事，只因路见不平，便操起一根扁担参战，当即被打翻在地，头上砸开一条大口子。不料送进医院，当地赤脚医生尤其痛恨聚众滋事无法无天的亡命徒，借口没有麻醉药，硬是在肉皮上活活缝了十八针。凌卫民一声不吭，黄豆大的汗珠淌下来，直到手术结束，竟把嘴唇咬出许多血痕来。
如果谁以为凌卫民仅只是一介鲁夫，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凌卫民不仅敢于主持公道，而且胸怀大志抱负不凡。他读书甚多，兴趣广泛，尤其喜爱伟人传记和战争文学，因此对一切顶天立地的人物：恺撒大帝、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尼克松、基辛格乃至曹操、宋江、忽必烈、孙中山一律崇拜得五体投地。一九七二年“批林整风”，他在农场大会上发言，说古论今口若悬河，竟然同时证明了“英雄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都是真理，令会议主持人不辨是非刮目相看。
问题在于凌卫民在领导眼中始终有个好逸恶劳的坏印象。在连队，这位能言善辩的口头革命派从不好好劳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遇雨季天或者大会战就泡病号。更严重的问题出在他的世界观上。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体力劳动也就是“与工农相结合”的轻视，抗拒思想改造，不肯主动“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相反，他欣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坚持认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因此他一直为自己没能赶上战争年代或者爬雪山过草地而深感遗憾。
对个人来说，没有英雄的时代至少是一个悲哀的时代，它表明社会不需要公平的淘汰和竞争。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正是社会进化生气勃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英文ASPIRATION中，“野心”与“雄心”是同一个词，没有高下之分，唯一的区别在于你取得成功或者失败。
这天，就在郁郁不得志的景洪农场医院内科第二十二床病号凌卫民捧着一本掉了封皮的破书读得枯燥乏味的时候，他无意中听到邻室知青正在发布关于橄榄坝知青闹事的重要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