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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当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怏怏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
一个妇女停下手中活计，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女知青摇摇头。她已经意识到这是成熟的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一种告别的语言，一种要求获得降生权利的迫切信号。
她甚至听见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谢绝了妇女的帮助，她没有把临产的消息告诉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来做，何况连队距离分场医院不算太远，只有十来里山路，这段距离对于任何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么。于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里，将事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扛在肩头上，然后挪动笨重的脚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医院产房的崎岖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