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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九七三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一批日本客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客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一祭日本士兵的骸骨。这个请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客人当即失声痛哭。
一九七九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是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开放的限度就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这里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西而立，长跪不起。
他们也是要到滇西祭奠亲友亡灵的。
我头次听说这件事，曾经长久地为日本人的执拗念头迷惑不解。我以为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而历史只不过是一缕轻烟；天空被阳光热烈照耀，大地到处有阳光、鲜花和绿草，那些日本人何以要执著地寻找失落的历史，何况是一页并不光彩并不荣耀的历史?
我回答不出。
准确说当时的我回答不出。我相信我现在的同胞大多数依然回答不出。
这便是后来不断促使我关注历史的一个原因。
2
一九六六年夏天，到处阳光迷乱，一群北京来的红卫兵气势汹汹闯进家门。
那年我十三岁，家境优裕，心高气傲，常看不起弱小同学。我父亲是一名数学工程师，曾经师从于数学大师华罗庚，母亲是个受过高等教育、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时代的风风雨雨虽然透过家庭的小巢给我幼小的心灵投下过几许阴影，但是风雨毕竟未曾掀翻过屋顶。
红卫兵个个目光如炬。经过天翻地覆的折腾，屋子里的东西都被宣布没收。为首一个女学生，穿一件洗白的旧军装，指着母亲鼻子喝道：
“你必须老实交待，你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
母亲脸色煞白，跌坐在地。
从这天起，我们一家包括我三岁的小弟都成了大院和单位的过街老鼠。
清理阶级队伍，单位造反派把我父亲揪出来，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天，邻家的孩子围住我，逼我念墙上的大字报。我抬起头，目光艰难地在墙上逡巡。我看见父亲的名字被打了“×”，钉在墙上示众，一堆烙铁般的字块立刻灼痛了眼睛。
“……资产阶级……国民党远征军……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
我龇开尖尖的牙齿，发疯地嗥叫一声，扑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孩子。
从此我身上和心里的伤口再也难以愈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