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洛曾经问过我：“这像什么声音?”
“像种子播进地里的声响。”
那些木桩般的身躯都随之摇晃了一下，当时正在讨论的是要不要把储备的种子分了度过面临的春荒。
“头人家的孩子毕竟是头人家的孩子。”一个唐突而满含妒意的声音说。
“说不定他爷爷是跟达赖到印度去了。”
“他们的人不少。”
“加德满都，新德里，加尔各答，加、加拿大。”
“我喝过从加尔各答来的咖啡。”
“焦锅巴味。”
“那是你没放糖的缘故。那次，若巴头人请我喝那玩意儿，他是在银壶里熬的，我说，焦锅巴味，头人说，蠢猪，他替我放进一块四四方方的四方糖……啧!”
“我当红军时也吃过那鸦片一样的东西。”嘎洛说。
“红军还吃鸦片。”
“刚到若巴家，伤痛时头人就叫我和他抽上两口。”
“你不是说当红军的事你不记得了。”
嘎洛一挥手，说：“算了，算了，还是说说留不留种子的事吧，啊。”
那些年头，人们总聚在一起，排遣愁苦与孤寂。母亲带着我坐在会场的某一角落，我总要千方百计摆脱母亲，在火堆边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这时，总有人把粗砺的大手放在我头顶，我坐在一大堆细腻的尘土上，听话题不时转向我们家族昔日的富贵与荣耀。而使我与这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家族发生关系的父亲却是村里唯一不在会场的人，他只能坐在自家矮小土屋的火塘旁，手中攥着一张我从学校借回家的《参考消息》。他曾经向我详细讲述过东巴基斯坦和西巴基斯坦中间怎么会隔着一个印度这样与我们生计无关的问题。
一夜会议不得结果，并不意味着下一夜聚会就会使我们全村人的肚皮做出获得一个令人感到实在可靠的保证。这仅只意味着在一大溜袒着肚皮贴着墙根晒太阳的社员们注视下，父亲又得从残雪斑驳的树林中背回五大背干柴。冬天里无所事事的男性社员们漠然望着父亲一次次穿过广场，望着大片冻结的土地上野鸽和轻捷的云雀成群飞起又降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