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下着小雨，但是不到两个钟头雨就住了。天上仍然密布着灰色的云片。营长和教导员留我吃过早饭后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回连部。
我到了连部，又让指导员和副连长留着。我在连部记录了一些材料，吃了晚饭，才动身回去。指导员和副连长带了一个通讯员跟我同去。
副连长走在我的前头，他回过头问我：“你觉得黄文元怎样？”
“很好，我很喜欢他。”我老实地回答。
“我也喜欢他。他在各方面都不错。不过在文化上请你多指导他啊。”他说完又回过头来看我，摸着自己下巴底下那个小洞，眼睛发亮。他高兴地笑了。
“副连长，你那个小伤口最近还流脓吗？”我问道。
“不常流了。”他仍然笑着回答。
我们这时正走到一排阵地的交通沟口，看见一排长和一排副走过来。我们的谈话就打断了。他们站住向连首长敬了礼，回答了几句话，便回转身跟在连首长后面慢慢地走着。我知道他们要向连首长报告事情，就迈着快步往前走了。
我走过三班的洞子，看见黄文元同志蹲在洞口，把头俯在一张用木板搭成的矮桌子上，用心在写字。王国兴同志站在他背后。我也走到他背后去。原来他在写墙报的稿子。他已经用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画好一个挑水的战士，现在正在画的下面写字：“王国兴同志真不错，挑水总是他挑得多，装得满，跑得快……”
“帽子画得不像，画成女人的头发啰。”站在他背后的王国兴同志抗议道。
他不回答，放下笔，偏着头仔细地看了看。
“你看，我们的帽子哪里是你画的这样！”王国兴同志继续说下去。
黄文元同志仍然不作声。他回过头来看看说话的同志，又看看他自己的画。忽然他扑哧笑了。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到洞口贴墙报的地方，注意地望着贴在那里的一张志愿军归国代表的照像（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然后他得意地走回来，笑着说：“我明白啰。”他又蹲下来裁了一小条纸，涂上浆糊，贴在先前画好的人头上，另外画一个戴军帽的人头。他一笔一笔仔细地画着。画好了，他又回过头来望着王国兴同志问一句：“现在像不像？”
“帽子像了，可是相貌不像。”
“我又不是画家，我是个战士啊。”黄文元同志笑着说。接着他又问我：“李林同志，你说对不对？”
王国兴同志抢着代我回答了：“不对。大家都说：志愿军没有不会的事情。”
他不笑了。他想了想，然后慢吞吞地说：“你说得对。我到朝鲜来不知道学会了多少事情。”他又拿起笔继续写他表扬王国兴同志的快板。他写完了，自己念了念，把笔插回衣袋里，站起来，笑着说：“我以后还要好好地学习。”他拿着写好的稿子进洞里去了。
我便回到我的洞子里去。洞里阴暗潮湿，但水瓶里的水却是滚烫的。黄文元同志并没有忘记给我换开水。我喝过水，又出去。我想去找指导员和副连长。我走过三班的洞口，看见黄文元同志一个人靠着交通沟，拿了一封信低声在念。先前那个看画的王国兴同志跟陈大仁同志两个蹲在地上，在矮桌上摊开棋盘下象棋。
“得到家信啦？”我顺口问他一句。
“今天到的。”他抬起头对我笑笑。
“家里人都好吗？”我又问一句。
“都很好。我家里人都鼓励我立功，”他笑答道。
“他们知道你在无名高地立功的事情吗？”
“不会这样快。而且他们希望我立大功啊！”他压低声音答道，也许他不愿意让旁边两个同志听见。
“好。”我只简单地说了一个字。这个字里面含着很多的意思，可是他不会了解。我不能够对他说：你的机会就要来了。但是我相信他的计划不久就会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