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营部见到团长，他来主持这个检查反击战准备工作的会议。我们分别将近三个星期，他还是那个样子：笑容满面，精力饱满，显得比营长、连长都年轻。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愉快地笑着：“我们很想念你。”放开手他又说：“师长还打电话来问起你。现在要让你看打仗了。”他笑得真快乐。
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严肃的面容。讲话的人不少，跟这个工作有关的各级干部都讲了话。团长注意地听每个人讲话，他自己讲话简短而扼要，清楚而有力量。他主持会议，掌握得非常好。
会议继续了将近四个钟头，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后，在七点光景结束了。团长、营长和教导员都留我在营部住一个晚上，他们担心我不习惯黑夜走山路。我没法拒绝他们的好意。团长回去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我笑着，我知道他这句话里的意思。我就要看到一次出色的战斗了。
这一晚教导员一定要把他的床让给我睡。我在睡觉以前，还坐在营长的炕上，听这个失掉左手大拇指的三十岁光景的营长谈他的一些战斗经验。营长的炕挖在大洞中的一个小洞里，炕前面还放着一张木头拼成的方桌，桌上除了一堆文件外，还有一架军用电话机。
营长谈到他那个在去年五次战役中牺牲的通讯员，忽然沉默了，方桌上那盏用罐头做成的菜油灯的黄色灯光使我看见他脸上的严肃的表情。我心里也有点难过。我想告辞，但是我不愿意在他悲痛的时候离开他。我的眼光在壁上扫了一下。壁上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彩色画。两个打红领巾的小孩（一男一女）从画上望着我笑。
“营长，你有小孩吗？”我指着那张画问他。
他把眼光移到画上，他答道：“我有一个女儿，也有这样大了。”他点着头慢慢地笑了。“她过得很好。祖国的孩子们都过得好。”过了一阵，他把眼光移到我的脸上，亲切地说：“你早点休息吧，我看你今天也够累了。”
他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我今晚上的临时住处去。一刻钟以后，我就睡在教导员的炕上了。我吹灭了油灯，阴冷的小洞子里只有一片漆黑，我忽然想起黄文元同志的谈话：我仿佛看见了他那张带笑的年轻的圆脸，我替他高兴，我知道他等了好久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