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的意义上做一个诗人和在专业的意义上做一个诗人是两码事。我从17岁开始写诗到我22岁真正进入写作，中间经历了5年时间，用“大干快上”、“只争朝夕”的速成眼光来看这个过程太长了，人们不知道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多痛苦，尤其是进入大学以后的那3年间。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我的少年时代塞满了因为写作而起的愁滋味。我不诅咒我所受过的教育，是这教育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好诗，但当我照着这个路子往下走的时候，我的诗反而发不出来了。意识对头，和你写作所达程度永远是两码事，那时候的痛苦全都是在专业内部无法找到自己和无法自由表达的痛苦啊！
1988年6月的一天，是在下午一个老师的课前，那个老师是我大学时代所遇见的最好的老师，当时已在文坛大名鼎鼎如日中天，他的课我是一定要上的，早早跑到教室里占领座位等着他的到来。可那一天在他还没有到达教室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我忽然来了灵感，觉得有两首诗要写，是两首从一个对我来说全新的形式上涌来的两首诗，我不想在乱哄哄的教室里写，而是急匆匆地往宿舍赶，现在那一幕还历历在目：我气喘吁吁地走着感到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鱼缸，我如果走得太慢的话，里面的两条小金鱼就会死去--那一天，我没有让它们死去，还多养出了两条来，当同舍的那帮家伙从课堂上回来的时候，我的信纸上已经留下了四首诗。那是我第一次在写诗这件事上发现了自己聪明的四首诗，关键是我把握到了一种适合我个人表达的形式，创造的门被打开了！在随后一年的大学时光，在随后更漫长的岁月中，我开始了专业内部的创造--我视之为真正写作的开始。
我的老师任洪渊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讲：“艺术是要争第一的啊！”我从来都不是从情怀上来理解这句话的，而是从艺术的可操作性上。“现代派”、“后现代”、“先锋”、“前卫”都是我青年时代所喜欢的“酷词儿”，但对我来说它们都具有个人的意味，我还能够守住一些必要的常识：我的写作绝不是对前人的重复；写作的重要性是存在的，体现为针对写作内部积存问题的创新。我在写作中保持着如下的高度敏感：什么是别人写过的，而什么才是我的；什么是应该全力以赴的，而什么是压根儿没有必要去写的。不管我最终做到了还是没有，我是朝着“前所未有”的路子上逼自己的，在这方面我生平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赌徒性格--但不能放弃的一个前提是：在专业面前我不能无知。在这个阶段里，我很快发现了做一个理想意义上的诗人和做一个专业意义上的诗人是矛盾的，单纯地满足前者对我来说已无可能，所以我做好了最终失败的可能。
结果是我成功了吗？就算是吧。发表、出名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过早地看到了自己的写作对于前进中的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每天都在发生，成为一番还算热闹的景象。仅此一点来说，我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