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批评者们的真诚对话(2)

广子:作为一个间断性的刊物,本卷《坚持》的诗歌部分首先拒绝了女性作者,这多少有些残酷和无情。其次是伊沙的作品。前者是因为她们(指已寄来作品的女性作者)没能写出让我们满意的诗歌或女性诗歌,而后者还沉湎于惯性写作及自我模仿之中。但我们并不拒绝女性诗歌和今后的伊沙。

伊沙:我要感谢广子,不管他说得准确与否,起码都引我回视自己的诗歌。有人喊:“狼来了!”不一定马上就来,但我知道狼有随时要来的可能。我也非常欣赏广子的方式,把对某人的拒绝直接写进刊物的前言中,这是光明正大的方式。不像“知识分子”,大小破事都喜欢暗着来。

叶延滨:伊沙的诗是后现代的诗。后现代诗歌可以写得好,可以写得让人读懂,伊沙就是个例子。读不懂后现代的人们,读了伊沙之后,句句明白,但明白之后还说不明白:“诗难道可以这么写么?”伊沙的黑色幽默,伊沙的调侃语态,都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的生存状态。当然,这里也需要一个“度”,失去节制也就不是伊沙的诗,而是伊沙的侃大山了。

伊沙:我完全接受叶先生的意见。对于一个比较“放”的诗人,“度”尤其重要,在我心中。

石天河:……我顺便要谈到你们第三期上,以伊沙的《哀哉屈子》作头条,我感到,这会使读者一看就产生一个印象,以为你们又是一家“搞怪”的刊物。伊沙这个青年诗人,在“第三代诗人”中,与于坚等人不同,他喜欢用粗鄙语言入诗,因而有“四大痞子”之一的名声,他的诗,如《饿死诗人》,显得有真情,有激愤,因而近年曾获得一些好评。但他的诗,如何评价,还是存在问题的。如果就这样“粗鄙”下去,不消多久,人们便会厌倦。而且,这首《哀哉屈子》里面,竟然说屈原是“以做娼妓的满腹辛酸”云云,这除了矫作的“反传统”狂怪姿态以外,就只是哗众取宠,根本不是“前卫”精神。我前些时,看到《台湾诗学季刊》上,台湾的一位诗评家批评于坚的《0档案》说“前卫就是搞怪”。伊沙也类似,并且,有过之无不及。所以我以为不应过分高估这样的诗,它根本谈不上艺术。

伊沙:石老前辈,在此我只想与您沟通一点,也只是向您交代一个事实,把屈原比作一个娼妓不完全是我的发明(如果是的话我足以堪称“伟大”),而是从司马迁那儿偷来的,司马迁没有具体说屈原,说的是你我,说的是读书人全体,他被骟了,然后成为最有力量的人。他这么说只是为了“反传统”、“狂怪姿态”、“哗众取宠”?至于我不过是在传统中取了它不多的一点好东西罢了。

沈奇:当然,就作品而言,我们可以在深入探究之中发现许多远未成熟和完善之处,比如缺少必要的控制和加强,缺乏对“诗艺完美”的难度追求,过于偏重叙述性语言且大多是线性地展开,缺少意象的点染和层面的深入,造成一些作品显得太随便粗鄙,一些作品感觉平面和直露,而总体的艺术效应则总是多于轰击而少于渗透,加之几乎完全放弃了诗歌语言特具的音乐性,弄不好就会掉进“一次性消费”之陷阱(这便是我前面说的“铤而走险”,其深层的理论问题,有待另文探讨),而对于诗这种“文学中的文学”来讲,则是最本质性的偏移和失误……。

伊沙:沈兄,一起度过了很多年,很多观念现在都该重新另说了对吧?我们经常讨论的……

逸子:伊沙在一开始就陷入了本身选择的局限。这一局限成就了他的猛烈、骄横,也造成了他无法从语感逃离的结果。一个坏孩子所做的一切最终将成为文明的一块伤疤,伊沙连同他的聪明一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伊沙=文明的轻伤。伊沙在人与非人之间的选位造成了一些人的喝彩,这是对其聪明的承认,也是对其不彻底的承认。

伊沙:逸子,你小子那双咪咪眼儿也太他妈毒了!我无话可说。

于坚:在伊沙的非道德化写作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既定价值的怀疑和否定,而不是他对语言的攻击。他是一个更倾向于说什么而不在乎如何说的作者,他的作品不是在能指的向度而是在所指的向度上展开的。他愤怒攻击的不是诗,而是志。因此,他的貌似激进的反传统姿态恰恰与传统的“诗言志”吻合。他的许多诗都有现代箴言的特征。这种写作也有着某些危险的致命因素,说什么的诗人,如果激情得不到(语言的或修辞手段的)有效控制,很可能就会成为如歌德指出的那类“被扣押的议会发言”。

伊沙 :于师傅(你不要笑),你说我不攻击语言,这好像不符合你一直挂在嘴边的“柔软”,诗人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应该更“柔软”(与生存的关系相比)?我知道你是在说我的诗没有把语言“搞乱”,像《0档案》那样。我太熟悉你们“老三代”谈诗的语码:说什么--如何说,所指--能指,诗言志--诗言诗,前者都属于层次较低的一类,于师傅是在说我等而下之。我只想反过来问你一句:我的“说什么”用贺敬之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北岛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我的“说什么”用于坚的“如何说”能不能“说”出来?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你就可以明白我的“说什么”是我的“如何说”发挥了作用。什么是“被扣押的议会发言”?我不懂。请教饱读经书的秦巴子,也说不懂。但我知道,我在对修辞的认识、对传统的理解和对说法(理论?)的信任程度上与于师傅出现了较大分野。因为十年前诗歌上的师徒关系,这也是我乐意看到的局面,如果我还有救,那么迟早有一天,我会与我把自己安放其中的“文明的序列”一刀两断!下面的话可能多余,因为是昨日的弟子评点今天的师傅:于坚太爱自己了!他真爱的只是自己的诗。他人只是他阅读上的酌情搭配而已,比如他喜欢张爱玲,他喜欢周作人而批判周树人,他喜欢吕德安、杨键、朱文,都是比他本人更“柔软”的阅读对象,一如男人喜欢女人。所以我从不信任于坚的评论,因为在他的评论里,经常是作为狮子的同行没有作为阅读对象的羚羊更有力(因为没有后者美丽)!

看来,这个对话并不成功,至少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如此。能够让我完全接受的意见并不多--从这一点上说我自己做到了“真诚”。而从文章的结构上说,这一部分似乎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本来你就是来做自我批判的,可连别人的意见你都接受不了。但我以为自我批判不是“戏”,自我批判者也不是“戏子”,我该警惕的是这样一种矫情--你说我是屎,我就说我是厕所,怎么样?我对自己够狠因而够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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