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直言不讳的老顽童(1)

十一直言不讳的老顽童

在美国这个新祖国,我就像一个爱发奇问、百无禁忌、常使大人难堪的孩子,我不能对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视而不见沉默不语。

1954年3月28日给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的信,提到他在麦卡锡时期的直言不讳时说

1945年12月,在纽约阿斯特饭店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举行的年终盛宴上,爱因斯坦表达了对年轻的同行们热衷于制造原子能武器的担忧。他严肃地指出:“战争已结束,但和平并未降临”,因为他知道国与国之间的争斗,特别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竞赛还在继续。

战后的日子里,爱因斯坦越来越为原子弹及其可能的滥用感到困惑。他回到战前的和平主义立场,直言不讳地批评军国主义并倡导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有时还号召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来达到和平主义目标。他相信只要每个国家还保留着各自独立的军备就总会有战争发生。他担任了新成立的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主席职务,这个机构致力于倡导原子能的和平用途。从这时起到去世,爱因斯坦一直全身心投入和平和建立世界政府的努力中。在跟德国的关系上,他对这个国家的厌恶感至死无法释怀,除了一些曾经坚定地反对希特勒及其纳粹统治的德国人,他不愿意与其他任何德国人有联系。他对一些德国犹太人的做法相当不屑,如犹太人哲学家马丁·布贝尔,因为他回到德国接受德国政府颁给的奖项。爱因斯坦还拒绝德国政府主动寻求和解的努力,不愿意接受很有声望的麦克斯·普朗克学院的外籍院士称号,也将出生地乌尔姆授予他的荣誉市民称号拒之门外。1952年,他再次拒绝了西柏林荣誉市民称号。1953年,他还拒绝了国际反对兵役组织德国分部的入会邀请。

1947年,在倡导用非侵略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爱因斯坦批评美国政府将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置于其他所有因素之上,这种军事至上的倾向影响着国与国的关系,并导致政府中的强硬派实力尘嚣日上。他警告说正是从奥托·冯·俾斯麦和凯撒·威廉二世时期开始的类似军事至上的思想导致了德国在不到一百年里两次发动战争。他说,现在的军事至上思想甚至更加危险,因为人类拥有了具有毁灭性破坏力的核武器。他还写文章赞同颁布国际法禁止制造和使用核武器。

忍受多年伤痛和辛劳之后,爱因斯坦前妻米列娃于1948年在瑞士苏黎世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她的去世使爱因斯坦的小儿子爱德华失去了母亲,失去了她多年以来始终如一的细心照顾和关爱。备受爱因斯坦器重的传记作家卡尔·西里格当时正住在苏黎世。米列娃去世后,他定期去看望常住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爱德华。爱因斯坦对西里格的关心十分感激,并对自己不能亲自照顾儿子感到十分愧疚。他在给西里格的信中倾诉了为何自己对爱德华的境遇保持缄默,并不愿意与儿子联系,甚至连信都不写的原因。他自我分析道:“不管以何种方式与爱德华联系,都可能会激起儿子心中各种各样的痛苦感情。”

1947年以后,以色列建国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联合国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划分成两个独立部分,一边属于阿拉伯人定居区,另一边为犹太人定居区。英国也放弃委托统治权。但是,总人口达一百三十万的阿拉伯人反对这项计划,不甘心总数仅为六十万的犹太人却占有巴勒斯坦一半的土地。1948年,一个以色列临时政府由犹太人领袖宣布成立,英国人在两个月之内撤出,然后以色列正式宣布独立。阿拉伯人并不想毫无抗争就此放弃他们的土地,因此以色列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与这个新生国家发生战事。但以色列人击退了他们的进攻,并在新的祖国站稳了脚跟。大约七十五万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要么四散而逃,要么或被送到难民营中。八十万犹太人则从各个阿拉伯国家逃离,其中约四十万直接进入以色列,成为这个犹太国家的国民。经过近一年的战乱,以色列和各阿拉伯国家达成停战协议,一个暂时的并不稳定的和平最终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魏茨曼成为新生的以色列总统,也是两千年来犹太人国家的第一任总统,戴维·本-古里安为首任总理。

1952年魏茨曼死后,爱因斯坦曾一度被提名为以色列总统,但是他婉拒了这份尊崇的职位。他声称对人们的肯定感到万分荣幸,但自认为不适合担当这份工作。其实,他私底下对这个新生的国家怀着矛盾的感情,对以色列所坚持的国家政策并不是全都支持。同样,以色列的领导人知道爱因斯坦所擅长的并不是搞政治,当他们得知爱因斯坦拒绝总统职位也松了一口气。据说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曾对他的助手、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统的伊茨哈克·纳翁说:“告诉我,如果他(爱因斯坦)同意出任总统该怎么办。我必须向他提议出任总统,因为没有理由不那么做。但是如果他真的接受了,那么我们麻烦就大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提出帮助欧洲盟国战后重建、发展经济的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由当时美国五星上将、国务卿乔治·C.马歇尔,在1947年参加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因此也被人们称为“马歇尔计划”。他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颇为高明的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由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援助,以减少西欧十六国两亿七千万人口中饥民、无家可归者、病患和失业人口数量,帮助这些遭受六年战火的国家稳定混乱的政治局面。该地区由于战争的影响,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数百万人无家可归,工业基础破坏十分严重,导致欧洲大陆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饥荒。许多欧洲大都市的基础设施在战火中遭受灭顶之灾,几乎被夷为平地,其他的城市也受损严重。交通基础设施受到的影响特别严重,因为许多铁路、桥梁和公路都遭到严重的空袭,很多商船受到空袭和潜水艇的攻击而沉没。此外,欧洲国家都把钱用于战争,没多少钱剩下用于战后重建。美国相比之下幸运得多,只是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受到日本的攻击,本土并未受到任何攻击。

马歇尔计划准备在四年之内向欧洲国家提供总共一百三十亿美元(按现在的价格计算大约一千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用于推动各国的经济复兴和改革。欧洲国家拥有高素质人才,而且工业化基础深厚,所缺的只是资金而已。如果能为盟友们提供这笔资金可谓雪中送炭,让他们的重建变得更容易些。马歇尔计划非常迅速、有效地减轻了欧洲国家战后的痛苦,因此马歇尔本人因为这项计划被授予195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并且被《时代周刊》杂志评为1948年年度封面人物。

除了倡导和平主义和建立世界政府的活动之外,爱因斯坦还保持着对宗教的兴趣。比如在1948年,他在《基督徒纪录》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宗教与科学的相互包容关系。他承认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因为人们对科学的看法倒是很统一,但对宗教的看法可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最可能引起争议的是神话部分。爱因斯坦惟一看起来有点崇拜的宗教组织是基督教贵格会(亦称基督教公谊会)。他在给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的信中说:“我认为基督教公谊会这个宗教社团有着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我所知,他们从来不做邪恶的承诺,总是凭着良心做事。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上,他们的影响我认为是非常有益而有效的。”他给一位修女的信中也写道:“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其宗教信仰来衡量的,而是根据其一生中从自然中获得什么样的情感冲动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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