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他的身体依然比较虚弱，坚持要求爱尔莎陪同前往照顾他。带领这个希伯来大学募捐代表团的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查姆·魏茨曼，他当时是英国公民，担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的主席。他们两人的讨论显然不限于犹太复国主义和政治，也包括科学。魏茨曼开玩笑地说：“在我们的交谈中，爱因斯坦每天都向我解释他的理论，当我们到达美国的时候我终于相信他真的理解相对论。”
他们乘坐荷兰客轮鹿特丹号到达美国大都市纽约后，爱因斯坦马上成为当地瞩目的焦点。通过一名翻译，他还同冲到船上要先睹为快德国相对论天才的记者们开起善意的玩笑。随后，纽约市的官员们将他接上车队，经过曼哈顿大街到市政府大厅，纽约市长詹姆斯·海伦在那亲自迎接他们一行。在他纽约的行程中，安排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的两次演讲，场场听众爆满。到普林斯顿之前，他到华盛顿的国家科学院作了一场演讲。五十八年以后，为了纪念爱因斯坦的百年诞辰，人们在科学院门前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广受欢迎的爱因斯坦塑像。他用德语作演讲，然后翻译成英文传达给听众。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盘桓期间，爱因斯坦与国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一起到白宫与美国总统沃伦·哈丁进行了短暂的会面。哈丁刚开始并不想与爱因斯坦见面，后来不知为何又临时决定会见这位科学界的伟人。爱因斯坦在华盛顿受到的接待显然不算热情，即使一战结束已三年了，两国关系还是很冷淡。相较于美国两周之后接待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玛丽·居里，东道主对爱因斯坦的接待显然低调得多。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行程也很繁忙。除了在普林斯顿大学麦科什大厅第50演讲大厅的四场演讲之外，他还接受了一个荣誉博士头衔。当正式授予学位前，爱因斯坦作了答谢辞之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鲁·韦斯特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向通过新奇的思维之海来到新大陆的科学上的哥伦布致敬。”爱因斯坦接受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的邀请，部分原因是因为丰厚的报酬——他当时很需要钱，因为承担着很多家庭义务，正从海外寻找经济来源，以使家庭度过战后的艰难岁月。普林斯顿大学最初邀请他在两个月内总共讲演24场，每周三场总共付给他一万五千美金，这在当时来说是很大一笔钱。后来双方又商定，把时间缩短为一个星期总共四场，总题目为《相对论的意义》，相应地所得的收入也比先前少得多。后来，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演讲汇编成书，于第二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出版，直到现在还在印刷再版。完成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后，爱因斯坦和魏茨曼一起继续到中西部和芝加哥完成募捐活动。尽管募捐活动并不如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满载而归，但他同美国犹太人社区交往过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认同。他回到德国后，在写给好友艾伦法斯特的信中说：“犹太复国主义确实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犹太理想……这一理想可以给犹太民族的存在带来再次的喜悦。我很高兴这次答应了魏茨曼的邀请（到美国走了一圈）。”
回国之前，爱因斯坦夫妇在英国稍作停留。爱因斯坦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作了一场关于相对论的演讲，在曼彻斯特大学也作了同样主题的演讲，演讲中还在黑板上签下了名字，这一签名至今还保存在英国。本来他还准备接受皇家天文学会的金质奖章，但由于是德国人，学会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作罢。跟美国人一样，英国人也还没原谅德国在一战中的战争罪行，皇家天文学会内部反对授予奖章的呼声还很高。为了赢得英国人的尊敬，培养英德战后的和解，爱因斯坦特地到威斯敏斯特墓园祭奠前辈科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并在逝去的伟人墓前献上一束鲜花。
在美国回来后，爱因斯坦对美国人作了一些评价，可能在美国不会受欢迎，特别是他把美国男人说成是他们妻子的哈巴狗，而美国主妇们则被冠以乱花丈夫钱的恶名。他后来试图作一些解释，说明他的表述是赞扬美国人的热情与友好，并且对美国的学校里老师和学生之间亲密的关系表达了他的羡慕之情。他称，美国人的爱国热情并不是那种民族主义的狭隘情感，而是作为一个伟大国度的公民的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回到柏林不久，爱因斯坦挤出一点时间与儿子们一起度假。这时，汉斯·艾尔伯特已十七岁了，爱德华也到十一岁了。他们到北边的波罗的海海滨去玩帆板，然后在附近的农家家里过夜，晚上还与儿子们一起烧烤。爱因斯坦更喜欢过这种简单随意的生活，享受全家团聚的天伦之乐，一点也不眷恋美国、英国之行中豪华的生活。他和孩子们玩得很开心，他也承认米列娃将孩子们抚养得很好。爱因斯坦还设法让孩子们在一家德国大公司实习，学习设计一个旋转罗盘。
爱因斯坦直到1922年赴日本途中才收到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正式通知，但早在1921年末便听到相关的消息，知道自己将因1905年在光电效应研究上的成果被授予这一奖项。他在光电效应上的研究成果引导了后来通信技术革命。当时，一些物理学家还在质疑相对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没有提到爱因斯坦最为知名、最重要的相对论工作。获得这一殊荣确实是个大喜事，但也产生了一些麻烦事，由于诺贝尔奖必须明确获奖者的国籍身份，这就把他的国籍问题置于聚光灯下。爱因斯坦直到此时还坚信自己是一个瑞士公民，但德国政府声称自从他1914年被任命为威廉皇帝学院的职位便自动拥有了德国国籍。不过德国当局同意爱因斯坦可以同时拥有瑞士国籍，所以他就没有再反对接受德国籍，并同意以德国物理学家的身份领取奖项。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马克大幅贬值，经济经历大萧条。由于政府的宣传，一方面由于协约国方面索要的巨额赔款，德国民众把大部分的经济困难都归罪于战后协约国通过凡尔赛条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苛刻停战条件。欧洲战胜国索要的战争赔款数额巨大且要求严厉，这些债务大都被转嫁到德国一般民众身上。德国政府不断借款，并不断加印钞票，导致国内高得离奇的通货膨胀，使民众放在银行的钱大幅度缩水，最终引起了政治上的全面动荡。这个时候，不论共产党还是法西斯政党都蠢蠢欲动，都希望掌控国内政治主导权。最后，最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政党在民众当中赢得了多数的支持，因为他们批判凡尔赛条约最强烈，并且反对建立新的民主德意志共和国的施政目标，迎合了战后一般民众心中不断积聚的复仇情绪。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直接导致了希特勒及其领导的纳粹党掌权。他们承诺推行改革、终结协约国强加在头上的羞辱，并宣称将改善糟糕的经济状况，这些政治口号赢得了民众支持，终于得以操控民意。很快，在纳粹统治下，随着德国民族情绪的进一步高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世界大战之后民众普遍失望的时期里，德意志魏玛共和国1919年至1933年执政期间，德国人掀起了一场狂热的文艺复兴浪潮。人们热衷于新形式的艺术、音乐和文学。爵士乐、古典音乐、酒店歌舞表演、剧院、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艺术和文学运动等都能在这段时期的德国找到踪迹。特别是在柏林，这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求学者。1923年，国际社会向德国提供国际贷款和金融援助等一系列计划。这些金融外援措施颇为奏效，德国的通货膨胀开始有所下降，这种好的趋向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金融系统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
战后相对安定的日子里，爱因斯坦除了忙于物理学研究，开始更多关注一些新领域，如教育、和平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等。他在192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爱因斯坦论教育》，文中表达了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例如，他总结说，现今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太过于关注抽象思维的训练，应该更多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他还说，用考试来检验学生学得怎样大可不必（他一生都在反对这种针对学生的考试）；还建议学校一天的上课时间不应该超过六个小时。在另外一个声明中，爱因斯坦强调，艺术和科学有着相同的因素，两种学科都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科学研究中，人们通过逻辑来表现创造力；在艺术中则通过形式达到这点；两者都能使人从纯粹的个人消遣中脱离出来。
1922年，威廉·库诺成为德国的总理，爱因斯坦也在这年完成他关于“统一场论”的首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尝试将引力理论和电磁理论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表述出来，证明两种力是基于某种更加基本的力或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