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难接受在自然界中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力存在——在这两种力之外，后来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另外两种，原子间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今天，物理学家们正在寻找更高级的理论：涵盖每一个事物的理论，这一理论将能够统一所有的力和所有的物质。目前，弦理论——该理论由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家约翰·施瓦茨、艾德·维顿和戴维·格罗斯以及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马歇尔·格林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首先开始研究，是现在为止最接近这一理想的理论。
从一战后开始，爱因斯坦逐渐对国际政治活动产生兴趣。他跟玛丽·居里、洛伦兹和其他知名知识分子一起加入新成立的国联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该委员的宗旨是动员全世界的知识分子行动起来倡导世界和平。但他很快疏远了国联，认为这个组织并没有“真诚的愿望”去努力达成其宗旨规定的目标，尽管他没有公开谴责，但最终还是退出了委员会。一年以后，他改变了先前的主意再次加入该委员会，并定期参加委员会的会议一直到1930年，他再次永久地退出，再没有回到其中。这次的退出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爱因斯坦自由自在的个性并不适合委员会的工作，因为他更喜欢自己天马行空、不受约束地独自工作，并达成自我设定的目标。德国的经济困难和衰退还在继续恶化，糟糕的经济状况导致下层民众生活困苦。寻求变革和社会福利的民意促进共产主义在德国东部实力日益增长，他们的变革主张在穷人当中特别受欢迎。犹太人，特别是来自东欧国家的新移民，一方面被认为抢走了德国人的饭碗、增加了他们的困苦，另一方面，一些德国人认为他们从东欧国家带来了共产主义祸害，因此他们的到来引起占人口多数的德国人对他们的双重憎恨，反犹太主义情绪在德国更加普遍。
但是在这个时候，大部分德国人对爱因斯坦还是非常尊敬的。人们希望把他的大名和学识留在德国的大学中，即使爱因斯坦有时对他们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他甚至还与一些德国民族主义的团体进行交流，跟他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亲切，也很“民主”，他相信人们会对一个诚实的人表示敬意的，即使他们之间的观点和看法不尽相同。这时爱因斯坦也还没有对德国的民意失去信心。然而，1922年6月，两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法西斯分子刺杀了新任犹太裔德国外长沃尔特·拉瑟诺，他是爱因斯坦的朋友，被实力增长的纳粹党人指控与一个“犹太－共产主义阴谋”有关联。正因为这一莫须有指控，拉瑟诺才惨遭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毒手。在那之后，爱因斯坦变得小心起来，他开始从任何政治争议性话题中脱身而出，不再如先前那样畅所欲言，对可能受到的人身安全的威胁开始警觉，也不再如先前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场合。他1922年7月16日给朋友莫里斯·索洛文的信中说：“自从对拉瑟诺令人痛恨的谋杀之后，在这每天都有很多令那些民族主义者歇斯底里的事。我自己也不断被警告要小心安全，我已取消好些计划中的演讲，从官方场合‘消失’，尽管实际上我并没有离开。”从这时开始，他开始考虑辞去威廉皇帝学院和德国学术界的职位到别的地方去。
他希望离开柏林这个是非之地清静一段。首先到来的机会是一次时间较长的海外旅行，它使得爱因斯坦暂时避免呆在国内可能受到的伤害。爱因斯坦和爱尔莎应一家日本出版公司之邀出访远东和日本，还计划在返回途中造访巴勒斯坦、西班牙，并在法国作短暂停留。这家财大气粗的出版公司为爱因斯坦提供慷慨的经费，邀请他在日本作一系列讲座。爱因斯坦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日本印象》发表在一家日本刊物上。爱因斯坦夫妇大约10月份离开德国前往法国的马赛，并在那乘上一艘日本汽船开始六周的海上航程，终点为日本首都东京。途中，他们在新加坡、香港、斯里兰卡和上海均作短暂停留，爱因斯坦随身带着一本旅行日记本，在途中坚持写旅行日记，记述途经国家新鲜有趣的风土人情和印象深刻的所见所闻。
在海上漫长的旅途中，爱因斯坦再次患上了胃病，随船医生给他提供了必要的治疗。后来，在轮船经过香港到上海的这段路线时，他获得的消息毫无疑问让他减轻了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结果获得官方证实，并被正式宣布了。现在，增加了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新头衔，让他在日本四个城市所作的一系列演讲更加备受推崇，所到之处均获得迎接国际名人一样的热烈隆重的欢迎。他对主人的热情和谄媚奉承感觉很是舒服受用，并在观光过程中对日本这个东方国度“精妙的民俗”以及其他新鲜事表现得兴味盎然。1924年5月他给朋友贝索信中提到此次日本之行时说：“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幸福而健康的社会，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完全融入其中。”在日本福冈的最后公开行程中，爱因斯坦出人意外的举动让现场的日本听众欣喜若狂——他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圣诞集会上为听众拉起小提琴，一展科学巨匠在音乐方面的天赋。几天之后，1923年的元旦前几天，他和爱尔莎离开这个远东岛国，开始奔赴中东的漫长旅程。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带着远东之行的许多记忆，他们到达了中东的巴勒斯坦海岸。这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处于英国的委托统治之下。在这的所见所闻同样给爱因斯坦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象。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犹太劳工和农民展现出他们高超的技艺。经过与他们面对面地接触和了解，爱因斯坦原先怀疑犹太人没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祖国的疑问终于烟消云散，转而成为犹太人祖国的热切支持者。不过爱因斯坦也不是特别对犹太复国主义入迷，对那些墨守犹太传统成规，整天将很多时间花在祈祷仪式上，还遵从各种繁杂古老传统的犹太人，他还是觉得无法亲近，也无意结交，往往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到巴勒斯坦不久，爱因斯坦参加了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开工奠基仪式。尽管他并不懂希伯来文，但在为大学开工所作即席发言中读了生平第一句母族的语言希伯来文。然后又与其他出席仪式的犹太名人一起为校园的第一座建筑奠下第一块基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他心目中犹太人祖国的构想，显然当时他并未考虑到任何“阿拉伯问题”，只是天真地设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谐生活在一起的美丽图景。民族问题在他的“理想国”中不居主要地位，他认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卫生条件、疾病和债务。他把未来的犹太人祖国看作是全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家园”，不过心中依然存有疑问，很怀疑能否吸引全世界的犹太人到这个祖国安居。从巴勒斯坦回到德国，乃至日后到了美国，他继续全力以赴帮助以色列的建国计划，不过这是他惟一一次踏上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回到那里，亲眼看看自己和其他以色列先驱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
20年代末，当巴勒斯坦发生大规模的反犹太骚乱以后，爱因斯坦这才开始对阿拉伯人和他们的权益问题给予关注，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表现也令他失望。宣布开建希伯来大学之后，该校办学方向发生了变化，与当时为大学募捐时他所建议着重科学与医学教育的方向背道而驰。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美国捐赠者的压力。因为希伯来大学大部分的经费都来源于美国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新学院的发展目标。爱因斯坦原先设想将大学建成为一流的教学和研究型大学，致力于最高级的科学水平，这一设想考虑到要满足大量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需要。但是美国人更倾向于将这个大学建成一所师范院校，希望安排那些富裕的美国捐赠者到学校任教，根本没有太大兴趣大力吸引最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大学。他很快发现自己与学校的主事者的意见相左，感觉到校方领导很不得力，批评他们选一些“道德低下的人”来完成建校的目标。经过与学校官员几次争执，校方仍不愿意妥协，不同意改变大学用人的标准和未来规划，爱因斯坦无奈之下默不作声地辞去学校董事会和学术委员会的职务，从此不再参与希伯来大学的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