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战后的混乱和纳粹的崛起
我现在已被描绘成为反对德国的邪恶魔鬼，所有属于我的钱都被拿走了。但我安慰自己说，不管怎样，所有这些都会过去的。
摘自1933年5月30日爱因斯坦给好友、德国物理学家麦克斯·波恩的信，当时他在柏林银行的账户被德国当局没收
可能从伦敦和纽约收到不明身份的外星“秘密无线电波”的传言中获得线索，一位伦敦的新闻记者与爱因斯坦取得联系，希望他能为刊物的读者解释不明电波信号的原因。一个题为“星际通信”的采访报道于1920年1月底在伦敦《每日邮报》上发表，爱因斯坦在采访中声称，证据表明如果火星和其他行星如果有人在那居住的话，行星间的通讯更有可能使用光线而非无线电波。然而他猜想说，这名记者所谓的不明信号可能是大气层的干扰产生的，也有可能由一些秘密的无线电报系统的试验产生。
这类问题是爱因斯坦现在必须花时间解答的一系列问题之一，事实上，每次回答类似的问题更加提高他在世界上的知名度。1919年日食观测结果揭晓，很快传遍了世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大名更是如日中天，他成为第一个国际科学名人。各行各业的人们都给他写信，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富人还是穷人，科学家还是一般人都想与这个公认的天才取得联系。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希腊神话里的财神迈达斯王。他九月份时给物理学家麦克斯·波恩写信说：“就像神话里的那个人，他把任何触摸过的东西都变成了金子，就我而言，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报纸上的谈资。”他也觉得自己的成就被夸大了，他并不值得获得“如此广泛的崇拜”。他的理论是那么难以理解，也很难用非科学的科普语言表述，这就使得关于他的科学神话在一般民众中流传得更加玄乎，甚至认为爱因斯坦所参透的宇宙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领会到的。爱因斯坦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声誉刚开始感觉不错，跟媒体的交流中显得诙谐幽默，但是到后来他开始远离这种声名和喧嚣，希望生活在平静当中，而全世界的人们对他的热爱经久不衰，甚至延续到他去世后很长时间。
1920年3月初，爱因斯坦的母亲保利娜·爱因斯坦因患胃癌在德国柏林去世，享年六十二岁。几个月前当她住在瑞士时，爱因斯坦就已很担心母亲的病情。他花了很大力气把她接到柏林，并在自己寓所为她空出一间房，他和爱尔莎亲自给予母亲更好更贴心的照料以尽孝道，陪伴母亲度过最后的日子。母亲去世后，他给在瑞士的好友海因里希·赞格尔写信说：“母亲上周的这时候去世了，去世时历尽痛苦。我们也都为母亲感到心力交瘁、悲痛欲绝。在这时候才感到血缘的亲情是深入骨髓的”。给另外一个朋友海德维格·波恩他写道：“我知道看着母亲在痛苦中去世，儿子却无可奈何，不能帮任何忙的感觉是多么痛苦……我们都必须承担这份沉重，这是不可改变的生命的联系”。
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已经意识到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增长，德国在一战中失败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在继续高涨。反犹太人的偏见在柏林日渐兴起，反犹分子反对一般犹太人更是反对世界上最著名的犹太人爱因斯坦。这种偏见的一部分表现为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严厉批评、疯狂反对——其中叫嚣得特别厉害的是反犹太分子、德国物理学家菲利普·雷纳德和约翰斯·斯塔克（他们俩都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把爱因斯坦的理论说成是“犹太人的科学”。刚开始，爱因斯坦试图不理睬这些偏见，也不理会他们的评论，宁可把时间花在参与战后重建的努力中。后来由于纳粹的兴起，德国面临法西斯的危险，爱因斯坦开始仗义执言，公开抨击纳粹和反犹太主义种族偏见。
当时，他的关注点在于公平的教育机会和平民教育，还因此在柏林大学引发了一场风波。爱因斯坦强烈倡导为所有人学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他两度公开向他的听众表明了自己对放宽学生到课堂听课的观点，一次是他在1919年受邀到苏黎世作公开演讲时，另一次是1920年在柏林大学教课时。1920年2月，柏林大学的学生会抗议爱因斯坦开放社会人士到课堂听课的做法，他们代表缴费上学的学生在一次演讲中公开激烈地质问他。一些人声称，这次质问是因为反犹太主义，理由是许多没有登记但参加爱因斯坦讲座和上课的“学生”被证实是来自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大都是移居到柏林，很希望听到爱因斯坦的讲课。但学生会、校方和爱因斯坦本人均否认这一指控。因为这次课堂发生的、持续数天并登上柏林报纸的头条的所谓“骚乱”，当局改变了允许校外人士前来听课的政策。然而，在这次风波后不久，爱因斯坦对自己所持的观点作了一点小小的修改，称社会人士依然可以前往听课，但条件是校内交费上学的学生均有座位，而且演讲大厅还有座位空余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但实际上，如果实在是座位满了，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他也会另外安排在校园外做一系列晚上讲座，为想听课的学生免费讲授。
在这年中，爱因斯坦到荷兰作演讲旅行，他在那儿被任命为莱顿大学的访问教授，他还到了挪威、丹麦。在丹麦时他会见了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他们俩在玻尔二月份访问柏林时就见过面。他同时向公众发表一系列关于科学的声明。其中一个声明，是应科普教育协会要求在1920年7月所作，他在声明中强调向学生和公众展示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称科普教育与人文教育一样具有重要价值。
就在爱因斯坦做这些事的同时，阿道夫·希特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民族主义政党德国工人党的组织者，开始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积聚力量、培植自己的势力。1920年2月，希特勒在慕尼黑组织了一个大集会，参加者达到近两千人。他在会上提出二十五点计划作为政党的纲领。德国工人党很快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所谓的纳粹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英文缩写组成的单词NAZI），并很快蜕变为法西斯极端主义政党，为害德国、欧洲和世界近二十五年。
到八月份，爱因斯坦开始反击1918年以来一个他称为“反相对论公司”对他的理论的批评。他在柏林的交响乐大厅作了两场演讲。他的批评者污蔑他剽窃，为了急切使中伤、造谣的论文能发表，他们还操纵出版社、从事反对德国的科学研究等机构。他在厅内讲演时，反对者们在大厅门口散发反对犹太人的宣传册，并售卖带有纳粹字标志的领章。爱因斯坦通过报纸发表一篇文章，并在一个月后专门作了一个公开演讲，愤怒地回应了这些反犹太分子的行为，终于不再对这些恶意挑衅保持缄默。这些冲突使得爱因斯坦的朋友分成了两派，许多支持者则担心公然与反犹太分子的对抗将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德国。
这一次，爱因斯坦写了两份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件，反击一战后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反犹太主义浪潮。尽管他没有发表这些文章，但在演讲中经常论及相似的话题。由于直言不讳，他的声明在德国和瑞士的犹太人中并不总是很受欢迎。例如，爱因斯坦被邀请参加一个学术界关于反击反犹太主义的会议，但他谢绝邀请，认为这样的会议不会有什么效果。他坚持认为，犹太人首先要与存在于犹太群体本身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作斗争（即西欧的犹太人常常反对东欧的犹太人），只有当他们对自己人显示出尊重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1921年春天，爱因斯坦决定第一次访问美国。他到美国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作为代表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准备在耶路撒冷建立的一个希伯来大学的募款大会。他强烈支持建立这所大学，而且希望大学把重点放在科学和医学研究方面。他认为，大学的设立可以让在一些国家被禁止上大学的犹太人到这里继续学业或事业。他的第二个目标是访问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校方官员邀请他到大学作四场关于相对论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