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感到惊奇的是，东德垮台之后并没有出现违反司法程序的事件和专门针对秘密警察、德国社会统一党领导干部的快速惩罚行为。
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我们对情况还不够明白，对小过和大罪的判断标准也不清楚。我说过，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妥协，我也是如此。不敢承认这一点是很虚伪的。对我来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那就是，我不想和过去为秘密警察工作的人交往。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格哈德·施托尔滕伯格身为国防部长，居然积极地把东德国家人民军直接并入联邦国防军里。要是让我来处理的话，不可能这样做。为什么没有出现违反司法程序的事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东德领导人自以为是的决策行为已经到了一个不堪忍受的程度，以至于大家高兴地觉得，那种自以为是的决策风气再也不应该出现了。
那么，您如何看待那些受害者呢？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迄今还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没有更好地帮助那些在精神上和身体上受到严重摧残的人。我不知道，这些受害者的孩子将会怎样评价这件事。
一旦对东德时期的加害者和受害者进行详细调查，可能就会牵连到更多人，以及他们在西德的同伙。您认为这些事有必要公开调查吗？
非常有必要，但牵涉面确实很大。诸如：通过某个条约，例如通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条约对东西德的合作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当时西德给予东德的贷款有多少是正当合理的？西德的政策对东德的领导人起到多大程度的遏制作用？贷款的性质如何确定？我认为当时社民党同原东德掌权的德国社会统一党的合作协议已经超出了这个限度，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有些人认为施特劳斯筹划的几十亿贷款是个错误，我并不这样认为。
这笔贷款帮助了谁？是德国社会统一党还是人民？
总体来看，这笔贷款为改善前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做了贡献。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有实际效果的援助。
施特劳斯是否以此帮助昂纳克巩固了自己在东德的统治，这个问题您没有想到过吗？
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人们首先能够看到的是，波恩和东柏林的每次官方接触都有助于东德的稳定。我一直试图区分，哪些做法有利于东德人民，而哪些做法只是有助于东德领导层，两者的界限是什么。贷款以便进口必须的货物或用来建造高速公路，这对东德人民肯定是有益的。而社民党同德国社会统一党签署的协议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统一前的老联邦德国，有一部分左派人士把东德社会制度视为一种自然的选择，认为这至少是凶恶的资本主义体系上的一根刺。因此，有一阶段，人们曾热情洋溢地谈论东德社会，对全民就业模式大加歌颂……
说到底，这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表现。
1989年之前，东德不允许人们自由去西德旅行，这给您带来了多大的痛苦？
今天我还在问自己，当时我们究竟是怎样忍受的，特别是在柏林。那时的情况有所不同，我1989年前曾经被允许去过西德一次。那是在1986年，我一个人去的。当时我是去西德参加表妹的婚礼。但显然，用其他理由是去不了西德的。我那时曾经以为，自己60岁时才可能会去美国。当然我也不会经常想这些。在同西德人交往的过程中，我总是不自觉地检测自己的智力是否与他们相同。我觉得，虽然不能到地中海旅游，不过还好，我的能力不比他们差。
难道您没有一种生活在警察横行的国家，到处被人监视的感觉吗？
我当时觉得，我生活在一个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空间，生活在一个需要有高度自制能力的时空里。这种生活经历使我一直努力地思考着一个问题，即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使这个社会更好地运转，使人民群众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至今还在进行之中。
是否可以说，您在这样的社会里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我当然非常痛苦。不管谁想从西德来看望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麻烦。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东欧国家旅行中，我们也总是德国人中的二等人，这使我很生气。我们在布拉格每天只允许兑换30马克。很容易算出来，这点钱能做什么。要讲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吗？这可就说不完了。但是，这种痛苦最终还没有使我做出逃跑的决定，这是因为我有朋友，有西德的图书和衣物，可以看西德的电视节目，还有去西德访问的可能。原因就是这些。
您对东德社会的看法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例如，从彻底拒绝到认为东德的生活也有可取之处？或者正好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批评更加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