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手里应该还有样本吧。
按道理应该会有，但我手上确实没有影印件。我只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没有复写的副本。总之，没有留下样本。如果有的话，我会马上发表。正因为这样，人们就怀疑这里可能隐瞒了什么。因为今天人们很难想像得到，没有复印机，只靠老式的鹰牌打字机，并且在后面放上一张复写纸打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这是无需解释的事实。人们觉得我应该进行申辩，但我不想这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另外，我敢说，或多或少，当时的西德人每天也一样都要在自己的信念和日常生活的需求之间寻求某种妥协。我并不想使任何人受到嫌疑。
您曾经在东德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院工作，也就是说，您在为社会主义搞研究？
这个问题我曾多次考虑过。在柏林的玛利娅大街我有许多朋友，当时我也住在那里，他们是学医学的。我们曾经各自问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工作。学医的朋友们的回答很明确，因为他们直接服务于人。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工作做得越多，就越有利于东德社会制度的稳定。物理学家完全不同于搞医学的，他们被迫为自己的清白辩护。不知道是哪一天，也许是在科学院里耳闻目睹的许多别人的经历对我产生的影响，我对自己说，不管怎么样，都必须发展自己的能力，就是说要让自己尽可能去创造更大的成就；如果你不努力，不锻炼自己，那么虽然你可以说，你没有为这个制度下的社会做什么违背良心的事，但是，你自己也就退化落伍了。这就是我的回答，究竟对与错我也不知道。两德统一后我很高兴，因为这个问题自动消失了，我也就放下心了。
在东德人们可以出工不出力。
噢，除了定额的倒班工作不能“出工不出力”，其他的工作都有漏洞，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种体制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大家都能就业，但不是每个人都有事可做。
这中间存在的问题就是，社会的组织结构缺乏效率，但有趣的是，却还总是缺劳动力，永远不够。特别是一些简单的工作，总是不停的在招人。仅仅监视他人这项工作就无限制地侵吞了大量的人力。惟一起作用的事情是，通过设置一些诱人的奖励使人们服从领导。例如给所有同志分发一些菠萝，施舍一个好的度假地，或以“出访友好国家”的理由访问古巴。
但最终还是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说得对。东德社会的解体，是因为它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单靠制度奖励已经无法维持。东德制度保持多年稳定的两个原因，是对人的欲望和对不受欢迎的人进行排斥，谁要求更多的自由，谁不听话，谁就会长期受到排挤，直到离开这个国家为止。
如果您申请出国旅游可能会怎么样？
我一个科学院的同事，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波兰发生动乱时，他人在柏林，我当时在布拉格待了好几个月，而他那几天坚持要待在柏林，去上马列主义课程。当时柏林一片混乱，因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或许我的布拉格之行挽救了我的博士学位。在那种形势下人们考虑事情往往出于一时的冲动，这往往就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有些人忍受不了当时的情况，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还有自身的性格问题和周围朋友态度影响的问题。实际上，人们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太激动而失控。申请出国旅游对我来说可能一直是个精神上的寄托。
东德人一直被宣传说是很有凝聚力。
确实是的，那里有临时应急性组织和互助合作组织。但是，当突然间一切东西都能买到，以及人们内心的梦想都变得不再遥远时，这类临时性应急组织就无济于事了。
您是否知道，您的同事和朋友中也有从事秘密警察工作的人？
我们一直觉得有，但在集体讨论时，我们从不谈论具体的逃跑计划，我们只会谈一些日常的不愉快的事情，只有这类话题我们才会公开谈论。所以是否有人在偷听，这对我们来说无所谓。我们总在不停地追问：“我们中间谁是秘密警察？”我一直怀疑一个同事，这个怀疑在两德统一后得到了证实。
您当时感到震惊，还是失望？
都不是。我没有像维拉·棱思斐尔德那样的痛苦经历。她的丈夫为秘密警察工作。我感到困惑的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承认自己干过这事，但愿确实是这么少。
您后来与那些曾经暗中监视过您的人谈过话吗？
我们研究所的一位女士想同我谈话，但我没有兴趣。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但我不想听他们为自己表白。我们不应该因为他的过去而剥夺他的生存权力。但是，如果这些人还继续拿着国家的钱或还在国家机关工作，那就绝对不行，因为他们很容易因为过去的错误而被人敲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