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的山峁上，一个小女子吆着牛在踩场。小女子穿了一件红衫子。衫子刚刚在沟底的水里摆过，还没干透，因此在高原八月的阳光下，红得十分亮眼；小风一吹，简直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那时的高原，还没有现在这么古老，这么陈迹四布，这么支离破碎。那时的踩场号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圆润和婉转。号子是从嗓门里直通通地伸展出来的，以“呃”作为整个号子的唯一的歌词。
山坡下是一条小河，小河旁是一个普通的陕北高原村落。村子叫吴儿堡。
吴儿堡记载着匈奴人一段可资骄傲的征服史。匈奴的铁骑曾越过长城线南下中原，深入到内地的某一个地方，陷州掠县，掳掠回来一批汉民百姓。俘虏中那些稍有姿色的女性，被挑拣出来，充当了军妓；上乘的，则扩充了贵族阶层的内府；剩下这些粗糙的，便被赶到这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筑起一座类似今天的集中营之类的村落，供其居住，取名就叫“吴儿堡”。
不独独这一处，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这样的吴儿堡有许多座。后世的诗人以诗记史，曾发出过“匈奴高筑吴儿堡”的叹喟。而这“吴儿”，并非仅仅是指今日的吴越一带的人。匈奴泛指它掳来的汉民百姓为“吴人”。
吴儿堡的第二代、第三代产生了，强劲的高原风吹得细皮嫩肉开始变得粗壮和强健起来，汩汩的山泉膨胀了哺育者的奶头。
他们在山坡、山峁上播种下糜谷和荞麦，他们在川道里播种下玉米和麻籽，他们在地头和炕头上播种下爱情。温柔而惆怅的江南名曲《好一朵茉莉花》经高原的熏风洗礼，现在变成了一曲清亮尖利的响遏行云的高原野调，而“坐水船”这种在春节秧歌中举行的活动，有理由相信是他们对江南水乡生活的一种怀念和祭奠。
小女子喊着号子。成熟的庄稼摊在山顶的一块空地上，阳光晒得庄稼发烫。一群牛迈着碎步，缓慢地顺着场转圈子。牛蹄到处，颗粒纷纷从穗子上落下。小女子的一只手拿着鞭子，另一只手提一把笊，防止某一头牛尾巴突然翘起，拉下屎来。
她的号子声充满了一种自怨自叹。天十分高，云彩在地与天相接的远方浮游；地十分阔，静静的高原上不见一个人影。因此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咏叹，而不必担心有人说她失态。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打牛屁股起，她就习惯了这种喊法。喊声从童音一直变成现在这少女的声音。陕北人将这种喊法又叫“喊山”。这喊法除了服务于耩地、踩场、拦羊这些世俗的用途外，其要旨却在于消除内心的寂寞与恐惧，用一声声大呐二喊，向这麻木的无声无息的怪兽一般的高原宣战。
凝固的高原以永恒的耐心缄默不语，似乎在昏睡，而委实是在侵吞，侵吞着任何一种禽或者兽的情感，侵吞着芸芸众生的情感。似乎它在完成一件神圣的工作，要让不幸落入它口中的一切生物都在此麻木，在此失却生命的活跃，从而成为无生物或类无生物。
但是太阳在头顶灼热地照耀着，日复一日地催种催收。按照拜伦勋爵的说法，太阳使少女早熟，太阳猛烈炙烤的地方的女人多情，太阳决不肯放过我们无依无靠的躯壳，它要将它烤炙，烘焙，使之燃烧。拜伦勋爵是对的，在关于女人方面他确实比我们懂得多，因为眼下，正如他所说，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在成熟的五谷那醉人的香味中，在红衫子那炫目的光彩里，小女子突然感到额头发烧，旋即产生了一种眩晕的感觉。
身体中一种神秘的力量出现了，生命中那种开花结果的欲望抬头了。但是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感到眩晕。她在被阳光晒热，被牛蹄踩软的草堆上稍稍靠了会儿，打了个盹。她做了一个梦，少女的梦总是美好的，秘不可宣的，但是她立即醒了，因为现实比梦境更美丽。
那头牛趁她做梦的一刻，也四蹄站立，合上眼皮，打了个盹。现在，它以吃惊的目光，看着醒来的女主人：面颊绯红，神采飞扬，鞭梢在空中啪啪直响。顺应了主人的愿望，它的四蹄如花般翻起落下，急促如雨。
同样是那以“呃”作为唯一歌词的号子声，现在除却了沉思、孤独和孤苦无告的成分，而变得欢快和亢奋，宛如一种情绪的宣泄。
号子在高原持久地回荡着。“呃——”，“呃——”，从一个山峁跳跃到另一个山峁，从一个山洼又折回到另一个山洼。
这时候，在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接壤地带，黄尘满天，一支队伍正走在迁徙的途中。戴着甲胄的士兵开路和殿后，妇女、儿童和老人夹在中间。马背上驮着嗷嗷待哺的儿童，大轱辘车上载着老人和孕妇。一群驮牛，驮着帐篷的柳条支架，排成一行；支架从牛背的两边分开，宛如大雁的一对翅膀。一个千户长模样的人，骑着马，提着刀，来来回回地督促着，他的刀的横面，有时会毫不留情地拍在某一个落伍者的脊背上。
这是从陕北北部边缘向远方迁徙的最后一批匈奴。他们庞大的部落将流向何方，他们的大镰将在哪一块土地上收割牧草和五谷，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甚至，今夜，他们将在哪里燃起篝火，支起帐篷，也是一个未知数。
匈奴人就这样在某一个年代里，神秘地从中国北方的原野上消失了。他们去向哪里，踪迹如何，去问中亚细亚栗色的土地，去问外高加索陡峭的群山，去问黑海、里海那荒凉的碱滩和暗蓝色的波涛吧！关于他们迁徙的过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许多许多年之后，在多瑙河畔，欧洲的腹心地带，出现了一个黄种人的国家，而他们后裔中的一个，怀着一种惆怅而豪迈的心情，吟唱道：我的光荣的祖先，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你们怎样从中亚细亚，迁徙到酷热、干燥的黑海、里海碱滩，最后，寻找到一块水草丰茂的土地，定居和建邦在多瑙河畔？这位行吟诗人叫裴多菲，一个鼎鼎大名的人。
在迁徙者的队伍中，有一位年轻士兵的马蹄慢了下来。他受到了号子声的诱惑。从低处往高处看，他看见了土黄色的高原之巅，招展着的那一领红衫子。
年轻士兵偷偷地出了队列，靠几钵沙蒿、一片芨芨草滩，最后是一道沟梁的掩护，他终于脱离了队伍。
一个时辰以后，少女的号子声戛然而止。在场边，在简陋的茅棚里，在被牛蹄踩得绵软的一团糜谷秆上面，发生了一件男男女女之间迟早要发生的事情。
是强迫，还是自愿，我们无从知道。杨氏家谱也没有对这件事做任何记载。未来的某一天，家族后裔中有个叫杨岸乡的人，刨开祖坟，他看到的也仅仅只是这两个风流罪人的累累白骨，而无法从这白骨中推测出那野合的根由。
然而我想，我们也不必为那年代久远的这桩事情而去问个明白。也许是强迫的，因为当这桩事结束之后，女子披散着头发，提着裤子，疯也似的向山下跑去，去告诉她的妈妈；而青年士兵，他的马是四条腿，所以他赶到了姑娘前边，并且在山路上跪了下来。当然也许是自愿的，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一拍即合”，因为，姑娘的号子声中原先有一种无所着落的孤独感和亢奋情绪，现在则充实而满足。可是我们并不排斥第三种可能，这就是半推半就。我们知道，世界上这类事情，以半推半就的形式发生者居多——她在说“不”的同时，却解开了自己的红裤带；女人在这种时候，她的天性中的聪明和狡黠的成分，总令人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