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在考虑政策时也变得更加自信和激进了。比较保守党近年来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两个文件——《一个国家》（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以及《变革是我们的盟友》（１９５４年５月）——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几年出了一大批颇有才华的年轻议员，这两个文件就是他们编写的，包括伊诺克·鲍威尔、安格斯·莫德、罗伯特·卡尔以及特德·希思和伊恩·麦克劳德（最后两位只参与编写了《一个国家》这一文件）。众所周知，《一个国家》谈的是社会政策，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棘手的话题，特别是当保守党政府不得不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但是，这个文件的表述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强调（当然是相当有理由地强调）保守党仍然承诺要建立一个社会福利的“安全网”，保证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会低于设定的最低标准，还将坚持安东尼·艾登提出的“扶弱”而不是“削强”的主张——所有这些都表明，不管是在实践还是在思想上，保守党采取的都是守势。
相比之下，《变革是我们的盟友》就大为振奋人心了。当我在八十年代后期重读这个文件的时候，发现在我成为党的领袖之后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与这份文件都颇有相同之处。这份文件在开头先追溯了集体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在英国经济中开始成长的轨迹，然后大胆地批驳了一种观点，即认为二战期间对经济进行计划的做法应当适当地延续到和平时期。它甚至还指出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是正确的、但在战后许多年里基本上没有人说出来的事实，即不管战时的计划体制在当时国家面临紧急情况时是多么的必要，它本身仍然是低效的、浪费的和官僚的。１９４４年，贝弗里奇勋爵出版了一份非官方性质的研究报告：《一个自由社会下的充分就业》。如果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假设与十年之后的真实情况做一个回顾性的比较，那么对经济进行细节化的预测并制定量化的指标这种计划经济的愚蠢和荒唐就更加暴露无疑了。这份报告论述的所有内容都是符合常理的，这一点的确令人敬佩。有一点是《变革是我们的盟友》以及之后几年保守党的竞选宣言的作者们没有提到的——这当然不是说我当时已经想到他们应当提到这一点——即建议从根本上废除工业领域中的集体主义，或者对福利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但是到了五十年代中期，保守党至少已经开始考虑（虽然并不是太认真）对自由市场进行一项连续性的分析了。一旦时机成熟，保守党有了执政的机会，很可能会根据这项分析而实行自由市场政策。但是，事情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
１９５５年４月，丘吉尔辞去了首相职务，由安东尼·艾登接任。随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立即举行了新的大选并产生一个新的保守党政府、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遭遇彻底失败、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变革奇才入主唐宁街十号。
在１９５５年５月举行的大选中，我在许多选区都发表了演讲，但这对我来说基本上全是枯燥无味的事情。当过一次候选人，你就会觉得其他的事情都已经是平淡无味了。此外，这次大选的结果也不存在什么悬念。果然不出所料，保守党以比对手多五十八席的总体优势赢得了大选。但是，艾登政府的政治蜜月却非常短暂，拉布·巴特勒在选举前制定的预算很快就显得过于宽松，于是一个更为紧缩的紧急预算随后就在十月份出台了，这严重地损害了巴特勒的声誉——六个月后，哈罗德·麦克米伦接替巴特勒出任财政大臣——同时也使政府的声誉严重受损。当然，后来真正导致艾登垮台的还是外交事务。
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１月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但是关于这次危机发生的背景一直颇有争议。当时，大家总的感觉是英国作为一个强国不能被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任意摆布，应该给埃及一个教训，最起码不能鼓励专制者，至少当时保守党人是这样的感觉。当时，公众对许多细节问题并不知情。比如，当时英国一方面与法国结盟，一方面还与以色列结盟，公众并不知道英国与这两个国家的结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因此，对于我们来讲，安东尼·纳丁和我的老朋友爱德华·博伊尔先后为抗议政府干预运河事务而辞职真是不可思议。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对他们的做法仍然无法表示赞同，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当时的行动更容易被人理解一些了。
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要在利益和原则之间找到平衡并非易事。英国有权对纳赛尔非法占据国际航道做出反应，对这一点我没有丝毫的怀疑，要是英国当时能迅速采取果断的行动就好了。但是在整个夏季里，比我们更聪明的独裁者让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困境：要想保护我们的利益，就只能牺牲我们的法律原则。英、法、以三国之间的结盟受到批评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是一旦事情败露，我们的干预肯定就会师出无名，而事情是肯定会败露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同时，苏伊士运河事件可能是欧洲大国借机反对并搞垮一个第三世界的独裁者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独裁者对国际协议没有任何的兴趣，除非他能从中获得利益。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上的胜利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伊拉克亲西方的政权被推翻；埃及占领了也门；以色列被阿拉伯国家包围并最终导致了“六日战争”的爆发——到我离任时，我们还在不断收到这场战争的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