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在医院住了一周后就下定了决心，我要了一份参加１２月份的律师结业考试的申请表，填好后连同考试费一起寄了出去。我知道，我跟自己玩的这个小心理游戏将督促我带着我的双胞胎子女一回到在天鹅巷的公寓就能立即投入法律学习，并且我还必须好好地安排我的生活，以便能同时做好一个母亲和一个职业女性。
实际上，这做起来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难。我们在天鹅巷的公寓房子足够大了，但还是有些不太理想：因为是六楼，所以我们必须给所有的窗子装上围栏。我们也没有花园，所以只能每天两次带孩子到朗尼拉公园去玩。不过这反倒对他（她）们有好处，因为这样他（她）们就习惯于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了。起初，我们不知道公园的规定，球还曾被公园的管理员没收过。平日里都是保姆芭芭拉带马克和卡罗尔去公园玩，周末时我才带他们去。芭芭拉曾在巴那多医生那里接受过培训，很快就与孩子们成了好朋友。
五十年代，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开始有了大的变化。在那之前，人们一般都会要好几个孩子，等最后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离开家时，母亲一般也都到了中年；由于还没有那些能帮人们做家务的家用电器，所以做家务要花很多的时间；家庭通常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全天都会有很多从事各种行当的人到访，从送奶工到来给你擦窗户的人，也许有的人只是停下来跟你聊上几句或者喝杯茶。因此，很少有妇女有机会或者觉得有必要出去工作。五十年代，这种情况结束了。而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妇女就业已经被接受并得到人们的赞赏了。因为生的孩子少了，所以当孩子们长大离开家时，妇女们还比较年轻；出现了一些新的家用电器，家务负担也轻了；人们也不再呆在家里等人送货上门了，而是每周去一趟市场或者超市采购一周所需的物品。八十年代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变化的趋势：女性在刚结婚后的几年里继续工作，到三十来岁时才离职回家去生儿育女。
这些变化导致了一个强大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他们要求对儿童保育机构实行税收减免，如保姆、演出组织、或者以教育为名义的托儿所等。作为首相，我顶住了这种压力。我认为出去工作的妇女本来就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而那些在家里带孩子的妇女的家庭只有一个人的收入，所以不应该用后一类夫妇上交的税去补贴前者的家庭，这是一个简单的是否公正的问题。
当然，以上这些争论并没有影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做出自己的决定。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可以依靠丹尼斯的收入来雇用一位保姆在我不在家时照顾孩子。只要我能够把每件事都安排得细致入微、井井有条，我就能够同时做一个好母亲和一个有效率的职业女性。光靠别人来照顾孩子是不够的，我必须安排好我的时间，以便能多点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在我获得资格而成为一名能出席高级法庭的律师后，我还可以在接手案子的数量上有一定的自由，这样我就可以根据家庭的需要而在某种程度上调整自己的工作量。至于政治活动，因为我们生活在伦敦，我的丈夫在伦敦地区工作，而议会也在伦敦——所以很明显，我必须找一个在伦敦或者离伦敦比较近的选区。正是有以上这些不太寻常的便利条件，我才能考虑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去竞选议员。
在我生下这对双胞胎之后不久，约翰·黑尔就从保守党中央总部给我写了一封信：
听说你生了一对双胞胎，真是为你高兴。你太聪明了，作为一名候选人，这将对你产生什么的影响呢？我已经高兴地把你的名字列入候选人名单报上去了，如果你不希望我这样做，请告诉我。
我回信致谢并告诉他：
在出乎意料地生了一对双胞胎之后——在他们出生那一天之前，我们从未想到会是两个孩子——我想我最好至少在六个月内不考虑当候选人。家里的事情需要全面地重新安排一下，还需要找一个靠得住的保姆，然后我才能有必需的精力和热情放心地去做其他的事。
于是，正如约翰·黑尔所说的那样，我的名字被“暂时冷藏起来”了，什么时候再重新列入候选人名单由我自己来做出决定。
我自己设定的六个月的政治“隔离期”很快就结束了，同时我也通过了律师结业考试。我起初曾考虑专攻专利法，因为我想这样我就能够用上我在工业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了。但是专利法方面的机会好像非常有限，也许税法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无论怎样，我首先都需要有刑法方面的基础。于是，１９５３年１２月，我加入了内殿法律学会下属的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见习。弗雷德里克·劳顿律师事务所是一个习惯法事务所，而他本人则是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他非常睿智，非常了解人的本性以及他自己的职业，表达极为简捷清晰，也给了我精心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