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和法律(3)

婚后在伦敦的生活非常开心,而干完家务后,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法律,我一直都对法律很感兴趣。正如我对政治的热情一样,我对法律的兴趣也是由父亲激发起来的。虽然父亲并不是当地的法官,但在1945-1946年间他是格兰瑟姆镇的镇长,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法官席上。上大学期间,我在假期里经常跟他一起去参加地方法庭的审判(就许多轻微的犯罪进行审判),这种情况下通常是找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来当首席法官。有一次,我还和父亲一起与担任首席法官的皇家辩护律师诺曼·温宁共进了午餐。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已经使我着迷了,而诺曼·温宁关于法律理论与实践的谈话更是让我折服。席间我突然插话说:“我希望能当一名律师,可是我只懂化学,我现在也没法改变正在牛津学习的专业了。”但是诺曼·温宁却说,他在剑桥读的第一个学位也不是法律,而是物理,后来读第二学位时才学的法律。我说,再读一个学位要再在大学里多读好几年书,我根本负担不起。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完全可行的办法,但是要吃很多苦:可以在伦敦或伦敦附近找一个工作,参加一个法律协会,晚上学习,最后参加协会的法律考试。我在1950年正是这么做的。现在,有了丹尼斯的支持,我可以不再去找新工作而集中精力学习法律了。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读,另外,我还参加了法律教育委员会的课程。

一方面要料理家务,一方面还要攻读法律以圆律师之梦,所以我一度下决心——也是不得不——把我的政治抱负暂时搁置起来以待来日。我那时刚二十六岁,来日方长。于是,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保守党中央总部。但是,作为一名年轻的女候选人,我还是不时地受到公众的关注。例如,1952年2月,《星期日画刊》刊登了我写的一篇有关妇女地位的文章:《伊丽莎白新时代的开始》。我还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党的发言人,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的选区去发表演讲。无论如何,我虽然想努力暂时搁置政治,但我对政治的热情却让我难以下决心这么做。

我和丹尼斯商量该怎么办,他说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他都会支持我。于是,六月份我到中央总部见到了贝丽尔·库克并告诉她:“没有用,我必须面对它,我不想被丢在政坛之外。”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贝丽尔阿姨”说她完全支持我,还带我去见了党内负责候选人事务的副主席约翰·黑尔。他以最为亲切的方式告诉我,在下院当一名议员会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的压力。而我告诉他,我和丹尼斯已经认真讨论过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来面对这样的压力。我还说,希望下次能有机会代表一个有较大的优势或者有把握获胜的选区竞选。我们都觉得,我一方面要照顾家庭,还要学习法律,所以这个选区最好是在伦敦或者伦敦附近三十英里的范围内。我当即请求他考虑我做坎特伯雷选区的候选人,因为这个区正好该选拔候选人了。尽管我的这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我离开中央总部时对这次会面取得的成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会面时约翰·黑尔问我将如何兼顾家庭生活与政治活动,这个问题很快就变得更加现实了。1953年8月,我的两个双胞胎儿女马克和卡罗尔出生了。一个星期四的深夜,当时离我们一直都在说的“那个孩子”的预产期还有六个星期,我的肚子开始疼了。那天白天我已经去看过医生,他让我下周一再去医院做个X光检查,他说有些方面还需要再检查一下。现在看来不能再等到星期一了,我立即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给我吃了镇痛药,让我晚上能睡个好觉。星期五一早,我就去做了X光检查。令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检查发现我肚子里竟然是一对双胞胎!但遗憾的是,根据检查的情况,我需要在第二天做剖腹产手术。两个不大点儿的小婴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出生时并没有立即见到他们的父亲:丹尼斯还想着会一切顺利,所以就到伦敦一个有名的板球场去看国际板球锦标赛了,并且也无法跟他联系上。那天,他收到了两个同样大的惊喜:英格兰板球队战胜澳大利亚队获得了锦标,还有就是他自豪地成为了一对双胞胎的父亲。

我要在医院住两个多星期:实际上,当时的产妇一般要在医院住三个星期左右才能出院。这就意味着,在度过了产后恢复期最初不太舒服的那几天之后,我发现我又有时间了。当然,我们原来一直以为撒切尔这个家里只会再增加一名成员,因此,当务之急是给有关的商店打电话订购两套而不是一套婴儿用具。很奇怪的是,生下马克和卡罗尔这对双胞胎既让我感到巨大的轻松和幸福,同时也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母爱可能是我们拥有的最强烈、最本能的感情。有些人认为“只”做一个母亲或者“只”做一个家庭主妇是排在第二位的事情,我可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事实上,无论在当首相前还是在当上首相之后,每当我听到这样的说法时都十分气愤。当然,做一个母亲和一个家庭主妇是一种非常崇高的天职,但是我却觉得它不能代表我职业的全部。我知道我还想有自己的事业,我和来自泰恩茅斯的下院议员艾琳·沃德都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必须把家庭作为生活的中心,但是家庭不应当成为限制其抱负的篱栏。”事实上,我确实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很简单,我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而且,也并不是说什么职业都行,我希望是一种能让我的思维保持活跃的职业,并且能为我的政治前途做些准备,因为我认为我还是最适合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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