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德拉岛回来之后，我就搬进了丹尼斯住的公寓。他住在切尔西区福拉德街的天鹅巷里，房子在六楼，十分明亮，能够饱览伦敦的美景。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两人住在同一层楼有多么方便。正像以后我住唐宁街十号时的感觉的一样，住在同一层生活安排起来要容易得多。房子足够大了：一个大屋用作客厅兼饭厅，两间面积相当大的卧室，还有一间屋子给丹尼斯做书房用。丹尼斯每天早晨开车去埃里斯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而我也发现有许多事情要做：这是我第一次照看一个家。我们很快与邻居们交上了朋友。住在一个带电梯的单元房的好处之一是你会碰到住在这个单元的每一个人，所以到了那个月底，我就认识了绝大多数邻居，其中一些人还相当有名气。深夜，院子里会经常回荡起西比尔·桑代克夫人的女低音歌唱，那准是她刚参加演出回来。住在那儿的时候，我们经常招待客人，平常晚上备有各种饮料，周末还有晚餐。
如果婚姻是幸福的——就像我的婚姻一样，又居住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那么做一个年轻的已婚女人绝对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在五十年代，能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做这样一个已婚年轻女人简直就像是生活在天堂里一样！每当听到人们把五十年代描述成一个压抑、乏味、服从的时代或者“忧虑的时代”的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震惊。哪怕是从一千个不同的方面来讲，五十年代都不像人们所描述的情形：人们刚刚结束了战争的煎熬和战后节衣缩食的简朴生活，正在重新开始正常的幸福生活。配给制结束了，薪金也开始增加。香蕉、葡萄和一些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水果又突然出现在商店里了。衣服摆脱了实用服装的单调乏味，自信而多彩的时装再次出现了：迪奥品牌的宽裙子、无吊带的晚礼服、还有阿斯科特式的帽子等。以前商店前面用栅栏隔断的地方忽然冒出了许多意大利餐馆，出售热牛奶咖啡——当时被称作“泡沫咖啡”——的咖啡店在各条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们还创造了类似“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这样的词。普通家庭也开始有了电冰箱、吸尘器和洗衣机。公告板上政府的通知少了，商业广告越来越多了（比如：默里薄荷糖，默里薄荷糖，让你不舍得快嚼的薄荷糖）。在整个英格兰，房顶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电视天线。好莱坞也对那些年人们急剧释放的情绪做出了反应，它们发明了立体声宽银幕电影，并且拍摄了不少宽银幕影片，既有像《君往何处》那样的圣经史诗性电影，也有像《南太平洋》那样独特的风景音乐片。以前从未想到还能够花得起钱出国度假的人们也去西班牙度假了。
那是一个富足的时代，而随着生活的富足，生活中所有的限制也开始放松了。这些限制是自战争时期以来英国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甚至更早一些，我在格兰瑟姆度过的童年岁月里就一直存在着诸多的限制。我不能假装喜欢或者甚至说理解这种获得新自由之后的各种表达形式。当比尔·哈莱、埃文斯·普莱斯利这些人的名字伴随着摇滚乐从美国传到英国时，我想这可能也就是新闻界一时关注的昙花一现的新鲜事（摇滚乐从来没有影响到我对《沙漠之歌》的钟爱）。类似《愤怒的年轻人》这样的极端现实主义戏剧开始向伦敦西区代表的传统戏剧发起了挑战。但是，我同样觉得这些东西在短期内就会很快消失。而且，我现实生活中的家务事已经够多了，不愿意晚上再出去看这种戏剧了。我也很少想到以后会去读约翰·奥斯本的作品，并且很欣赏他的作品，还成为金斯利·阿米斯的好朋友。后者在我任首相期间，在文化斗争中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非常感激。像阿斯科特式的帽子一样，德比马赛、亨利国际划船比赛以及温布尔登国际网球公开赛在这几年里又都恢复了往日的辉煌，那些原来不知道躲到哪儿去的闲聊专栏作家们也在《讣告》或者《花园笔记》之类的专栏上重新现身了。阅读这些文章真是有点低级趣味，就好像大口吞咽酒心巧克力一样，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住这种口味。读者们知道了一些新的普通人的名字，如多克尔女士、亚里士多德·澳纳西斯、斯塔夫罗斯·尼亚尔雷斯等，而蒙特卡洛也再次成为奢华生活的同义词。
人们觉得在他们在此前的二十年里做出了很多牺牲，所以现在他们想好好享受一下了，想从生活中找出一些乐趣。虽然与同龄人相比我要更加严肃一些，但丹尼斯和我也同样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甚至比有些人享受得更多一些。我们去剧院看演出，到罗马、巴黎度假（但是住的都是普通的旅馆）。我们举办聚会，也参加别人的晚会，生活得非常快乐。
１９５３年６月伊丽莎白女王即位，这让人们的快乐生活达到了顶峰。那些家里有电视的——我们没有——都在家里举办聚会，并把所有的朋友都邀请来一起观看这一伟大的盛典。丹尼斯和我都是君主制的衷心拥护者，所以我们认为值得为这件事奢侈一次：我们想买两张票以便能坐到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入口正对面的议会广场上搭起的有遮篷的看台上观看这一盛典。丹尼斯买票时可不知道，这次的投资真是再明智不过了：那天下了一天的倾盆大雨，大多数观众都被浇透了，更不用说那些乘坐敞篷车参加盛大游行的人们了。汤加王后那天穿的衣服再也没法穿了，而我的衣服第二天还照穿不误。
